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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
完毕本书书名出自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的那本《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我要创造一个国度，要恢复已然失落的影响。我要为两千万使用闪米特系语言 [1] 的人打下基础。缘此，他们才能兴建那座民族精神所系的梦想宫殿。”劳伦斯写道。诚然，劳伦斯的经历有其传奇之处——其实他的传奇经历，阿拉伯人大都满不在乎——可在阿拉伯现代史上，这位才干超群绝伦、身心备受折磨的劳伦斯只能算一个边缘人物。
那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它始于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恢复先人荣光”的志向和神权政治，终于一场战争。1990—1991年间，外部势力为了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向盘踞于巴格达的暴君开战。这个暴君向阿拉伯人耍弄手段，让他们做起实现“历史复兴”的大梦。
1990年8月，萨达姆的军队进入科威特。他们之所以觊觎当地取之不尽的石油资源，是为了抢夺一份礼物，献给所有被之前那个令人惊骇的时代伤害与嘲弄的人。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遇刺身亡。在萨达特和杀死萨达特的那帮年轻杀手身上，体现着一种弥漫于埃及人的精神和该国历史之中的张力。许多年前，我曾对那次刺杀事件的种种秘辛万分着迷，搜集并通读了几乎所有与该事件相关的庭审记录与警方档案。案件主犯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中尉。他的一句话至今仍然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我杀了那个‘法老’！”讲这个故事又让我重拾了这份回忆。
阿拉伯语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新闻从业者与文化人都已流落海外。几代阿拉伯人遗留下来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他们对于世俗的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向往——最终未能实现。整个阿拉伯世界受困于重重疾患，遭遇了滔天动荡。海德里流离四方、客死他乡的故事不过是乱世之中一个小小的篇章。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阿拉伯人全都没了奋斗的方向，失去了文化上的家乡。
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集权，削弱远离中央的地方土地贵族的势力，海德里家族同样难逃影响。不过，他们保有的财势足够雄厚，由此安然渡过难关。1921年，英国人在伊拉克扶植起了君主制政体。对于这个古老的政权而言，海德里一族的地位有如“国之柱石”一般。
伊拉克的旧制度覆灭了，事发于1958年仲夏的某一天。经过几场骇人的流血暴力，年轻的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Ⅱ）及其家人死在了政变军人的手中。乱局之中，布兰·海德里和他的同辈看到了希望。新世界的曙光就在他们眼前：土地贵族的特权即将瓦解，王室灰飞烟灭，就连英国人强加在伊拉克社会的影响都会消失不见。
那一次，无数的阿拉伯人背井离乡。阿拉伯语版的杂志、报纸和出版社在异国扎根。餐馆老板带着自家的招牌和菜单到远方做起了新的生意。作家、记者无不缅怀那个逝去的纯真年代，却只能委身他乡追念过去。
努赛贝是巴勒斯坦裔的约旦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对于那个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他这样评价：“他们坚信，新近发现的阿拉伯文化遗产中最优良的那一部分会和现代西方文明与文化交融一处。他们还觉得，交融的过程定会顺畅无碍。”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也没有阿拉伯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惨烈战事前后持续了足足八年。鼓吹战争的人声言，这是一场阿拉伯人对决波斯人的“种族之争”。阿拉伯民族之中多达数百万的什叶派信众的身份问题，在那些年间变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
刚刚一头扎进火场的消防队，总是难以想象烈焰纵怒之前的废墟曾有的风貌。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相距遥远的地方，我在黎巴嫩度过童年的地方——成了记者报道黎巴嫩乱局的政治素材。
我对宗教懂得不多。我只知道我们一家都是什叶派穆斯林。我之所以知道我家是什叶派，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宗教上四分五裂，有十六七个教派，所以几乎所有黎巴嫩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教派。但在宗教仪式这个问题上，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旧事物一下子都有了新名称。我的童年小村和我母亲家族所在的城镇紧挨着加利利海附近那些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和黎以边界另一侧的犹太人居民来往频密。村里的走私贩子往来于两块土地之间，带回不少关于“耶乎德”（Yahud，也就是犹太人）和他们那些定居点的故事。
那天是星期五，墓园里只有看守一个人，四周的墓地一片荒凉。看守把我丢在了安东尼乌斯的墓碑旁边，临走时抛下一句讽刺：阿拉伯人还没站起来呢，安东尼乌斯的愿望也没实现。
我有两个不同的故事。我可以讲一番宏大叙事，也可以谈一谈私人经历。我本想讲我们家族的遭遇，但是经受阿拉伯式家教的我们习惯了慎待家族隐私。前辈总是训诫我们：不要用家中小事随随便便去烦扰他人的视听。而且，阿拉伯人的共同遗产终归更为重要一些，过去20年来它一直在遭人利用。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牵挂不已，我想我应该写的正是这些牵挂。
哈维眷恋乡土，热爱黎巴嫩的神话，同时心怀“阿拉伯民族同属一体”的政治信念。40多年的文学之路让他在这两种理念之间找到了某种和谐关系。可是如今黎巴嫩深陷苦难，其他阿拉伯国家却漠然旁观，这令哈维的理念遭遇了严重挑战。埃及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阿拉伯半岛遍地流金。自戕的爱国诗人当然会被看作这个分崩离析的阿拉伯世界的牺牲品，没有人会关心把诗人逼上绝路的个人痛苦、脾气和恶人们。
追怀哈维的人们觉得，诗人之死为阿拉伯当代政治的一个时期画上了句点。阿拉伯文化一向强调，个人依附所在的氏族、家庭与宗派而存在，自杀行为绝对不受鼓励。不过，这无法扼杀大家对于哈维的悼念之情。诗人为阿拉伯民族处境而感到的悲伤，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
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学人都出自优渥的资产阶级家庭，哈维本不该是其中的一分子。他靠着勤奋努力进入大学，并得以跻身文坛与政界。哈维摆脱贫困的经历，以及新教教会学校与贝鲁特美国大学为那一代青年男女敞开的大门，代表着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国家一段特别的历史——那是一个成就非凡的时代，尽管后来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陷入了心灰意冷。
哈利勒·哈维的政治传奇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因为伊利亚·哈维（Iliya Hawi）讲的故事而显露出来。伊利亚是哈利勒·哈维的亲弟弟，比哥哥小十岁，也是一位文人，写得一手好故事。哈利勒·哈维去世四年之后，伊利亚出版了一部关于哥哥的传记。这部传记是一部不常见的杰作，因为阿拉伯的文化传统向来讲究家族的私密性。
这三块土地上的基督徒群体星罗棋布，其中希腊正教徒是投身叙利亚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洪流的排头兵。相比之下，马龙派信众虽在黎巴嫩山土生土长且人口众多，但一直同罗马教廷关系紧密并受到法国方面的保护。至于新教团体，则是19 世纪欧美传教士涌入黎凡特地区之后的新生事物。因此希腊正教成为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先驱。当然，他们也得依附强权，寄望于外部势力——也就是沙皇俄国及其东正教会——的支持与扶助。
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多年间，黎巴嫩的丝绸产业消失得一干二净。日本出口的丝绸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山乡小作坊的产品完全无法与之竞争。不少农家不得不放弃养蚕，将桑树悉数砍倒，因为必须腾出农地种粮食，养活绝望的人们。
20世纪20年代的什维尔小村正处于恢复期，灾难正在慢慢远去。这里的男男女女身心疲惫，房屋因主人的遗弃而破烂不堪，各家各户指望远走非洲与北美的男人寄回钱财补贴家计。村里的石匠与瓦工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各大城镇游走，除了赚钱养家，还能带回不少消息。
“别上山来，要下山去！”这是地中海沿岸山民的生活信条。数十万山民抛下家乡的桑园和田地，前往北美、非洲或者山下的贝鲁特讨生活。哈维既了解他们对山间家乡的眷恋，也知道它施加于山民的诅咒和痛苦。黎巴嫩的山地确有自由的一面，但又不真像传说中那般自由自在；他非常了解生活匮乏、习俗传统和教会的统治给山区造成的沉重负担。
一位见过世面的什维尔小店主曾经找到萨阿德，像慈父一般对他苦心规劝：“你还是去贝鲁特美国大学上个学，然后在学校里找一份工作吧。你想为穆斯林做主，偏偏他们绝不可能接受任何教外人士的统治。你要是不依不饶，他们就能要你的命。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去大学教书好了。”安尼斯·弗雷哈虽和萨阿德因为叙利亚的历史而大吵了一架，却也给了后者同样的忠告。
萨阿德对阿拉伯半岛的那个沙漠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对于埃及（当时，埃及的资产阶级即将经历文化与政治方面的觉醒），他甚至有点看不起。他觉得，埃及不过是“落后东方”的一部分，与他的“叙利亚国”毫无关系。“请跟我来！”他向“叙利亚国”的各位文人发出邀请，“让我们一起点燃火炬，帮助叙利亚民族战胜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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