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史实

作者: 文渊阁 | 来源:发表于2019-10-03 09:08 被阅读0次

          在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有一座历史地位崇高、备受尊崇的陵墓明太祖朱元璋和孝慈高皇后合葬的“明孝陵”。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自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应天府驾崩,遂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至今,数位历史风流人物均拜谒过“明孝陵”。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后,清康乾二帝以示崇敬不走正门中洞走偏洞以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六次拜谒“明孝陵”,世人诵“千古盛德之举”,康熙帝御题“治隆唐宋”;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洪秀全率领文武百官祭陵;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奉诏祭陵并修缮,才有现在赑屃驮碑。

          “治隆唐宋”是清代康熙帝对洪武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由衷的赞叹之词。后刻碑于今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明孝陵”内。

          “明孝陵”有南京最大的御碑亭,御碑亭现存五块碑,“治隆唐宋”碑位列正中,高385厘米,宽142厘米;是清康熙帝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谒陵时亲笔御题,此碑由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立。康熙御题的手书御碑曾倒地破碎。如今御碑是扶起粘合的。至今碑身有一道补过的裂痕,旁刻“康熙岁次已卯四月望敬书”一行小字。两旁为乾隆帝御题诗碑,后侧东西两块卧碑为康熙时代的记事碑,东边一块刻载康熙第一次谒陵纪事,西边一块刻载康熙第三次谒陵情形。

          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明孝陵”,五次亲往谒陵;乾隆六次南巡,六次均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帝拜谒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无比虔诚和崇敬,可谓优渥有加,为“礼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

          作为清朝皇帝的康乾二帝如此诏示天下有两方面历史原因,一方面表示他们对朱元璋建立的盛世明朝的尊重和钦佩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有其良苦用心,执政初,汉人不服满人统治,借此笼络汉民族人心,以缓和满汉矛盾,巩固和加强其统治。

          有人说:“康乾二帝此举,纯粹是为笼络广大汉民族人心的目的,是写给汉民族看的。如果单方面是这样,完全不必;英雄惜英雄,作为一个有胸襟有胆略的帝王,康熙的这几个字是由衷之言;对朱元璋建立的盛世明朝的颂扬不仅见于这座碑,还见于很多史籍中。也不仅出自康乾二帝之口,还出自多个清代皇帝之口。清朝全盘继承明朝的制度,法律制度《大清律》继承《大明律》,科举制度完完全全照搬沿用……几乎被整个清朝所继承。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同参加祭祀典礼的军政要员有参议院议长林森、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锺瑛等。上午11时,孙中山等乘坐马车抵达“明孝陵”。随行军士数万人,通往享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陆海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享殿门前交叉悬挂着国旗和军旗,台基上站满了胸前佩戴白花的军政要员,各国领事到场观礼,致祭仪式非常隆重。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两个文告,《祭明太祖文》及《谒明太祖陵文》。

          (两个文告略)

          根据祭文可以看出,当时辛亥革命对“驱除鞑虏”是高度重视的,民族主义色彩远大于国父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如今“中山陵”就在明孝陵的旁边,可见“明孝陵”的历史地位。

          除了国父孙中山,民国还有很多领导人拜谒过明孝陵,抗战爆发后,日本人祭拜过“明孝陵”甚至还安排守卫保卫明孝陵,大有当初清朝官方拜谒架势,但是日寇终究是被打败了。历史的车轮匆匆驶过,明孝陵这座南京城几百年沉浮的见证者依旧在那里。每年均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瞻仰。这被风沙侵蚀的神道依然在向世界宣告一个盛世朝代、一个帝王的伟大!

          洪武之治 :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大措施 : 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二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 :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封建明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封建明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天经地义。

          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作法。明朝建立初,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起初沿袭以前的制度,在中央设置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以丞相统领百官,协助皇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又提高了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朱元璋就一手控制全国的政权。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把明初统辖全国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各地的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则由兵部负责。形成了都督府有兵,但不能指挥;兵部能调遣,而手里却无兵,彼此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全国的军权也完全集中到朱元璋一人手里。

          朱元璋通过改革中央行政、军事机构体制的办法,“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皇帝独揽政权、军权的先河,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颠峰。

          永乐盛世 :

          雄才大略的马上天子朱棣打着“奉天靖难,以清君侧”的旗帜消灭建文帝集团,登基后, 头等大事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凌云壮志——迁都北京。今天的故宫,史称“紫禁城”,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征调全国工匠13万多、民工百万以应天府皇宫为蓝本开始营建,直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方建成,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迄今为止,故宫、天坛、明十三陵、八达岭长城、太庙等规模宏伟的建筑,都是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开始陆续建造的,这为后世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国克里姆林宫)。

          政治上派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与世界贸易相通,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派陈诚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明朝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上的往来,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强大中华朝贡体系,开创万国来朝的局面,将中华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彰显了大明王朝势如破竹的大国外交。

          军事上五次北征蒙古,南征安南,开疆拓土。

          经济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以今北京、苏州、广州、扬州、佛山、南京为主,以及一批沿海、沿内陆河地方的商业、农业、手工业等地方经济发达、繁荣昌盛。

          文化上编纂《永乐大典》,全书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约有三亿七千多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历时五年(公元1403—公元1407年)编修完成,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大英帝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明成祖朱棣终于开创了足以比肩“洪武之治”的“永乐盛世”。清朝人编纂的《明史》赞为“远迈汉唐”

          任宣之治 :

          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发展“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下令息兵养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皇家采办珠宝等。使社会矛盾缓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得到大力发展,开启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代。仁宣两朝,使明朝天下大治,综合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经济发展,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史学界称为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弘治中兴:

          重开午朝和经筵侍讲并创造性开辟文华殿议政,使已走向衰弱的百年王朝再度复兴。

          嘉靖中兴 :

          政治上,打击文官势力,严防外戚宦官。经济上,推行新的赋税减轻民众负担。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将领打击日本倭寇,又在“屯门海战”中战败葡萄牙舰队。文化上,刊刻发行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隆庆新政:

          实行“垂拱而治”、“隆庆开关”。调整海外贸易政策,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让全球的白银像水一样流入大明王朝的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占当时全球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隆庆开关”直接推动海外移民热潮,东南沿海不少华侨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定居。完善海关税制 : 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明朝海关从无税到有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仅反映了大明帝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过渡。

          下面看看明朝的军事实力

          一、收服燕云十六州(开国第一大战役)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指:幽州、蓟州、瀛州、涿州、莫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总国土面积约12平方公里,正好相当于一个朝鲜。等同于今天北京全境、天津全境、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原王朝侵略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据点。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记载:“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这句话足以阐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最重要的一段就在燕云十六州的管辖内。失去燕云十六州等同于失去了长城这一重要的军事堡垒。

          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五代后唐的河东(山西)节度使石敬瑭,在五代十国的大混战中,为了战胜群雄当上中原皇帝,已经到了丧心病狂、不择手段的地步。他在另一个汉奸桑维翰的建议和促成下,与辽国的国君耶律德光达成一笔可耻的交易。向辽国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救兵。石敬瑭承诺:只要大辽皇帝帮我干掉最大的劲敌后唐李从珂,我做中原皇帝后,就把幽州、云州等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契丹。并称比自己小11岁的辽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厚颜无耻到极至。公元938年,石敬瑭按照辽国契丹的要求把中原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一次性打包割让给辽国契丹,辽国契丹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垂涎已久的燕云十六州。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以北。此后,燕云十六州在非汉族的统治者统治了455年(公元913年—公元1368年)。

          石敬瑭这种为满足个人称帝野心而近乎疯狂的以出卖国土为代价的卖国贼举动,由此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是“儿皇帝”和“卖国贼”的最佳形象代言人,使他沦落为千古罪人。不仅被后世文人墨客唾骂千年,就在当时,也招致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甚至他部下的武将中,也有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资治通鉴》记载,武将刘知远曾说:“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认为给辽国契丹人以丰厚的金银财宝,足以诱使他们出兵,而割让土地将会后患无穷。石敬瑭置若罔闻。此举非常恶劣的严重后果是 : 华夏失去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天然屏障,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导致中原王朝受辽国契丹铁骑侵扰长达四百多年,而且,造成两宋将近400余年的大分裂时期,屈辱无以复加。后来的金国灭北宋、元朝入主中原,都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有莫大的关系。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够完全收复。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燕云十六州才真正意义上的收复。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攻辽,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夺取莫州、瀛洲和宁州,然而却最终因病班师回朝,最终英年早逝。收复燕云之事不了了之。

          而后继的北宋也是受困于此。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燕云失地。还没等赵匡胤打响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战,可惜一生情义兼顾的盖世英雄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深夜,留下燕云尚未统一的壮志,带着“斧声烛影”的千古历史疑案撒手西归。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重任,交给了宋太宗赵光义。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中箭,乘驴车逃走。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赵光义再次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主将,北伐辽国。当时辽朝萧太后和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以及五押惕隐率领军队十多万人应战,在岐沟关之战中惨败。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十二日,杨业绝食三天而死,耶律斜轸割下杨业的脑袋,献给辽廷。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抵澶州北城,后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于公元1123年二月把太行山(后明朝在此建内长城)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阿骨打死后,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俘虏了徽钦二帝,占据了中原地区,史称“靖康之变”。这显然是与虎谋皮,最终别说燕云,北宋连首都都丢了,北宋灭亡。

          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旧皇室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偏安政权迁都临安(杭州)。沦为偏安一隅的南宋。

          再后来,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入住中原……。

          于是,燕云十六州,丧胡长达四百五十多年。

          事实上,中原王朝即使在强盛如汉唐的时代,也都出现过对外族称臣、和亲和纳贡的情况。汉初在军事上无力与匈奴对抗,自汉高祖刘邦起便靠着与匈奴和亲来避免战事(实为变相进贡),和亲政策历经文景二贤,直到汉武大帝刘彻在位十多年以后才废止。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否则,华夏腹地终究是得不到安宁的。

          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以“驱除鞑虏”的口号,命征虏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领25万大军打响北伐之战。按照朱元璋提出的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之战略。先后平定山东、河南,还同时占领潼关,元大都处在孤立的地位。同年五月,朱元璋亲自到故宋首都开封商讨灭元之事。之后,徐达率大军主力渡过黄河,攻占邯郸等河北各地,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朝灭亡。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徐达率大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地,迫使元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逃到甘肃,山西尽皆归属明朝。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明军攻入陕西关中等地,攻克西安、凤翔,元将李思齐率部十万之众奔临洮……

          丢失四百五十多年的燕云十六州政权至此彻底收复。这一带才成为至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成祖迁都北京)。

          柴荣、赵匡胤、赵光义、杨业、岳飞、刘福通等人,想必也能安息了。

          二、马上天子朱棣的军事实力(创造五个第一)

          01.第一个靠武力成功逆袭的藩王

          自从周公制礼以来,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皇位更迭的主要方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帝国在权力过渡时期政局的稳定。但皇位继承大多时候都是充满血腥、暴力、阴谋;嫡长子往往死于非命,或者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同样是皇帝儿子,凭什么让嫡长子继承呢?此时,许多手握重兵的藩王就想靠武力逆袭,夺取最高权力,可结果都失败了。汉代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唐朝李氏诸位王爷起兵反对武则天,但结果都很惨。其中西晋最倒霉,诸侯王不但未能夺取王位,还让北方“五胡”军队南下中原,致使社稷崩盘。朱棣呢?手握800兵马的燕王殿下,北平九门还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中,他居然敢起兵“奉天靖难,以清君侧”,用四年时间夺取了天下。朱棣成为史上第一位靠武力逆袭成功的藩王。

          02.第一个将“独立领地”重新夺回的君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代中国帝王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因此,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家国不分”,涵义空洞。因此,古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管理,一般都是比较松动,往往采取羁縻制度,后者要求对方朝贡即可。安南、朝鲜是个例外,多数时候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朝廷还在此处设立郡县管理,并征收赋税徭役。但是,安南、朝鲜独立性很强,汉朝之后,朝鲜独立,此后再也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唐朝时也如此;五代末期,安南独立并建国,宋、元没法将其收复。朱棣继位后,考虑到太祖朱元璋已经许诺朝鲜以“藩属国”的名义存在,便不再折腾。安南呢?朱棣很恼火,这帮人老是闹事,于是让张辅率30万大军南征,攻灭后设置交趾布政司,再次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朱棣成为史上第一个成功将“独立领地”收复的皇帝。

          03.第一个五次御驾亲征,敢于亲自冲锋陷阵,还无一败绩

          谈到中原王朝的武力值,许多人都认为秦朝、汉朝、唐朝这三家最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却敌七百余里,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卫青、霍去病连续出征塞外,追杀匈奴,致使漠南无王庭,匈奴大部被迫西迁。李靖、李绩、苏定方等横扫东突厥、西突厥,草原部落不得不奉行唐朝正朔,叫李世民一声“天可汗”。不过,这并不能算皇帝特别牛,毕竟带兵冲锋打仗的是大将,而非皇帝本人。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继位之后,并没再次冲锋陷阵;李世民虽然御驾亲征,但在高句丽惨败,跟隋炀帝一个下场,只是后来李治获胜,唐朝才洗刷耻辱。朱棣呢?当上皇帝之后,还五次御驾亲征蒙古草原,且大获全胜;首次出征时还亲自操刀上阵,打破阿鲁台军团。就此战绩而言,帝制2000余年,没人能比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04.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的帝王

          农业是立国之本,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是本,得到重视,商业是末,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中原王朝就成了如今西方史学家所说的“农耕文明的守护者”,“绿色文明的捍卫者”;而西方则是“海洋文明的开拓者”,“蓝色文明的创造者”。确实,中国帝王,很少重视对海洋的开发,海外贸易大多是民间进行;帝王只知道捍卫华夏疆土,很少去考虑开发与利用外海资源。汉朝、唐朝、宋朝虽然重视海外贸易,“丝绸之路”玩得不亦乐乎,但并不能算是国家的“海洋战略”。朱棣则不一样?他是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之帝王,西方史学家说他是“世界级大帝”。郑和下西洋,不只是老生常谈的朝贡贸易,炫耀国威,寻找建文帝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联合印度洋国家,抄袭帖木儿帝国后路,让其不敢轻举妄动。要知道,帖木儿帝国可是大明帝国之外,世界第二强国,前不久还干翻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成功将其肢解成四份。

          05.第一个将首都建于边境线,由君王镇守边疆的雄主

          拿着东南的财税收入,去捍卫西北边防,这是中原王朝的一大战略特色;防御游牧民族入侵,保护农耕文明之发展,是历代帝王的目标。面对游牧民族入侵,该如何解决呢?出兵征讨可以,但不能常用,因为成本太高,很容易将帝国财政拖垮,成为帝国灭亡的导火索。所以,还是守住边境,将其挡在外面最靠谱,长城的重要性由此而来。修筑了长城、要塞,自然要由得力悍将镇守,以确保防线收到预期效果。朱棣是个例外,将领守边关固然好,但距离朝廷太远,皇帝不好及时了解军情,快速做出反应与部署。为此,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将国都修建在边境线附近,由君王来守卫,也就是“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很了不起,面对北方草原强敌入侵,中原帝国都是能躲就躲,保住性命才是关键。西晋、宋朝、金国等无不是如此,外敌一来就想迁都,要逃避。而朱棣呢?你来了正好,免得去找你;打你没得商量,这叫霸气。

          综上所述,明成祖朱棣确实是一代雄才大略的世界级帝王,创造了“五个第一”,从秦始皇到溥仪退位这帝制2000余年,无人能及。《明史》对其评价:“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可谓名副其实。

          三、明日倭寇战争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记载,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面对倭寇的袭扰,明朝毫不客气地给予反击。胡宗宪、朱纨、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悉数上阵。其中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誉为“戚家军”。

          平倭战争中主要的战绩有 :

          台州花街之战 : 斩首308人,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明方牺牲陈文清等3人。白水洋战斗 :明日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人,生擒5名倭首,明方牺牲陈四等3人。长沙之战 : 消灭倭寇3000名。横屿岛渡海之战 : 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人,俘虏29名,明方牺牲陈文彪等13人。牛田之战 : 击溃数上万倭寇,斩首688人,明方无一人牺牲。林墩之战 : 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人,俘虏26人,明方阵亡90人。福清葛塘之 : 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人,明方牺牲20人。平海卫战斗 : 斩首2622人,明方牺牲金渔等16人。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人,生擒1名,明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王仓坪战斗 : 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人,明方无一人阵亡。蔡陂岭战斗 : 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人,明方牺牲31人。

          明军奋战数十年终于平定日本倭寇,至此后日本龟缩于岛中不敢扩张达300余年。

    四、万历三大征

          万历抗倭援朝 : 公元158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并为削弱各个诸侯势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公元1592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九个军团共14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攻明朝为由,于4月正式开始了对朝作战,借此挑战明朝权威。

          日军一个月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明朝集结辽东铁骑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由宋应昌、李如松统领,奔赴朝鲜作战。日军在平壤之战大败后后撤,血战碧蹄馆后日军败退釜山,被迫求和。此后不久,日军卷土重来,兴师动众,谁知在露梁海遭到明军设伏,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丰臣秀吉经此大败,一病不起,不久便归西了!。

          万历援朝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国力受到较大损耗。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亚洲三百余年的和平局面。

          宁夏之役 :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哱拜于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叛乱。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甚强。此后,明朝调麻贵驰援。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

          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又施反间计使哱拜集团内部发生火并,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哱拜自缢,哱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始,播州土司杨应龙与明朝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杨应龙公开反叛,挑起战端,播州之役爆发。战争初期,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但随着明朝平播力量的增强,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最后的据点海龙屯被明军攻占,杨应龙自杀,播州之役结束。

          播州之役历时114天,明朝集结四川、贵州、湖广等八省之兵力,出兵24万,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是明衰清兴的转折,故有“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

          五、明葡海战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及欧洲重商主义的发展,一些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在此间,他们多采取了海盗式的殖民扩张。率先走向世界搞殖民扩张的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是海洋时代的第一届霸主,当时明朝称之为番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一批番夷侵扰东莞守御千所的领地(今深圳及香港沿海),东莞守御千所千户袁光率兵围剿,在岑子澳与番夷遭遇,战斗中中弹身亡。此后,中国沿海及船只受到的侵扰越来越多。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葡萄牙的薛魁拉从里斯本驶向东方,奉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的敕令收集中国的情报,但行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就因为其强盗行径遭到当地居民的痛击而不得不逃离。公元1511年8月,葡萄人阿方索·德·阿布奎在遭到激烈抵抗后侵占了满剌加,满剌加变成了葡萄牙的中转站。

          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阿尔瓦雷斯率葡萄牙船队到达珠江口沿岸,要求登陆进行贸易,未经明朝政府批准后在水面上与中国商人交易。葡萄牙人塞克拉同年再次率领海盗商船直接侵占“屯门海澳”,不断侵犯广州,欺压当地群众,显得十分嚣张。并在此修筑工事,设刑场,制火器,刻石立碑以示占领。嘉靖元年(公元1521年)八月,明朝海道副使汪𬭎奉旨驱逐葡萄牙人。汪𬭎先加强了军事力量,完成备战后对葡萄牙人宣旨,要求尽快离去,但葡萄牙人对此并不理会。于是汪𬭎派军队驱逐番夷,探知番夷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他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待天气刮起很大的南风,汪𬭎率军士4000余众,船50余只攻打葡萄牙人船队。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朝葡萄牙人船只驶去,由于葡萄牙人船只巨大,转动速度缓慢,无法躲开火船进攻,很快燃烧起来,葡萄牙人大乱。汪𬭎又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船只凿漏,番夷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𬭎命军士跃上敌船与番夷厮杀,葡萄牙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趁天黑逃到附近岛屿藏身。天亮后,风向逆转,葡萄牙人才借强劲的北风勉强逃过明军的追击,逃回已窃据的满剌加。至此,明朝收回被葡萄牙人盘踞的“屯门岛”及经常滋扰的“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

          “屯门海战”之后 ,葡萄牙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不甘心“屯门海战”的失败,于是继续侵扰广东沿海,并绕过屯门杀向西草湾。明朝各路将领纷纷要求出海歼灭葡萄牙人,以绝后患!明朝水师派出96艘战舰再次采用火攻的方式趁着夜色突袭。此役,明军生擒包括别都卢在内的四十二人,俘获被葡萄牙人掳掠的男女共十人,并枭首示众。

          “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20门葡萄牙人的佛郎机火炮,西洋火绳枪若干。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人向广州地方官员行贿,取得了澳门的贸易权和留居权,成为葡萄牙人在明朝的第一个长期据点。(也为后来的葡萄牙侵占澳门埋下隐患)

          六、明英海战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明朝已经到破产的边缘,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随着欧洲航海家们的不懈努力,到了17世纪,世界大部分轮廓都已经被勾勒在欧洲人的世界地图。欧洲人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航,沿着西非海岸线一路南下抵达好望角,又向东航行到印度半岛和马六甲,再顺着东南季风北上就能到达中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航海先驱,他们垄断了整个16世纪中国和西欧的贸易。

          到了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转变。原本雄霸四海的西葡深陷大陆战争的泥潭,日趋没落。印度洋和太平洋终于向西葡以外的国家开放。首先打破西葡垄断的是荷兰,荷兰人于公元1604年来到广州。紧接荷兰其后的是英国,公元1635年一条英国商船也抵达了明朝口岸。不过那条英国商船十分倒霉,被明朝官员勒索了不少钱、不少物。

          为了继续开拓对华贸易,一些英国商人联合组成葛廷联合会。这个商人组成的联合体千方百计游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给予他们对明朝贸易的特权。查理一世慷然应允,特地往葛廷联合会参股一万英磅。到公元1636年,葛廷联合会组织成6艘商船的船队,由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抗过葡萄牙人的威德尔船长带领下正式起航开向中国。

          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

          广州当局派人出面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币22000里尔,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作为购货之用。但英船却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明朝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广东海防当局派出明军水师和几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猛烈开火,英国人惨败后撤退到澳门,请求葡萄牙人出面转圜。

          威德尔向明朝官员提交了一份致歉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英国方面答应明朝官方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灰溜溜的撤走。

          七、明荷海战

          已在欧洲纵横无敌,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自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开始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荷兰为拓展与明朝方面的贸易往来于公元1624年在澎湖建立城堡。此动作刺激到当时的明廷,而后明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澎湖并与荷兰交涉。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击败当时在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海盗李魁奇。3月新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再次发布海禁令,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民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在这次海禁令发布后大员许可证仅有6张,而前来的船只更少于此数量,这种状况使得荷兰在台湾的贸易陷入困境。

          崇祯六年(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对厦门港内的明军战舰发动突袭,击沉25~30艘大型战船及15~20艘小型战船,后来荷兰人到处抢夺食物外,还迫使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村落每周提供25只猪、100只鸡、25头牛。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并威胁明朝方面开放贸易。7月14日,郑芝龙派遣使者对荷兰舰队送交信件,要求释放12日扣留的明朝商人。但荷兰荷兰方面以此要挟明朝方面同意荷兰人在明朝港口自由贸易,7月29日明荷双方正式宣战。荷兰在宣战书中提出数项条件作为停战要求:希望拥有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巴达维亚自由贸易的权利,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可派遣代表至明朝沿海城市收购商品船只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7月31日,海澄守军对荷方陆上据点发动突袭,杀死1名荷兰人,战争一触即发。

          10月22日,明荷双方爆发了料罗湾海战。荷兰舰队8艘帆船以及海盗50艘大小帆船与明朝水师50艘大型战船100艘火船对抗。黎明,得到可靠情报的明军主力一百五十艘战船悄悄开到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刘舰队摆开了一个荷兰战舰居中、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郑芝龙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攻势,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黑虎掏心的战术。按照事先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100条小船清一色的火船。荷兰方面派遣9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盖伦帆船,在福建金门东南海岸料罗湾展开激战,最后明朝水军在郑芝龙的指挥下以绝对优势击败荷兰舰队和刘香的海盗联军。

          料罗湾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人发生小规模海战,一直将荷兰赶出明朝沿海为止。而郑芝龙则死咬刘香不放,最后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广东海战中将刘香逼得在决战中自焚溺死。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州都督,掌控了更大的权力,海盗问题也渐渐消失。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荷兰人再度派朗必即里哥率几艘大型战舰骚扰中国沿海,数次击败明朝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5艘,荷兰当局大败而回。直到此后,明军最终夺取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此时,郑芝龙被称为“闽海王”,来往内外商人皆用郑氏旗号,史载:“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并筑城于安平(今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自此后荷兰方面乖乖的与明朝方面维持稳定的贸易行为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清朝官方的史书对明荷海战记录甚少,大概是因为实施海禁、闭关锁国的不光彩局面不愿记载。而事实上,明荷海战绝对算得上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对决,荷兰当局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远东地区所有血本的舰队,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这场明朝与西方荷兰的最后海战在规模上不亚于后来的鸦片战争,最终荷兰惨败,改变了世界格局。明荷海战的胜利成为明朝落日前的最后一抹余晖。

          国学大师、近代史学者、时事批评家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曾经感叹:“两千多年来,古代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于草原上,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不过他这段话说的不够全面,至少明朝永乐大帝开始的中国人,还是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郑和下西洋、明葡海战、明英海战、明荷海战就是铁一般的史证。

          明朝的特色便是铁骨铮铮,浩然正气。终明一朝,无两汉之和亲、两汉之外戚,无唐之藩镇,无两宋之岁币。从不和亲,从不纳贡,从不称臣,从不割地。天子守国门(永乐帝),君王死社稷(崇祯帝)。

          长期以来,因朱元璋为后世子孙永保大明江山而血腥诛杀元勋宿将、加强中央集权制等诸多原因,朱元璋的形象被大大丑化,明朝也因而被大大误解。我们认识明朝,了解明朝,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原点,还朱元璋以本来面目,客观公正的给明朝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来源 : 《宋史》《明史》《朱元璋传》《明成祖实录》《资治通鉴》《国榷》《燕云十六州·遗恨四百年》《戚继光传》等节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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