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高费率是为了应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立之初的空账运转。我国的社保制度是1997 年后逐渐建立的，适逢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针对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国务院做出了“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但这部分欠账在当时并没有补缴或者通过财政充实，而是通过制定较高的社保费率，借“新人”的钱来养“老人”。这就使得一部分参保人群没有缴费或者仅缴纳了部分，但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甚至还可以保持以前更高替代率，这样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很长的转轨期和很重的历史债务包袱。
这样的历史包袱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方式解决合乎情理。根据我们测算，2018 至2050年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缺口的现值为56.6万亿，相当于2017 年GDP的68.4%，其中转轨成本占了近1/3，这也是我国目前以及未来十多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出现收支缺口的最主要原因（图表4）。这些历史债务主要来自国企职工，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方式解决，有助于弥补转轨成本，实现代际公平，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而且国有资本本应归全民所有，划拨国资充实社保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一石三鸟”。我们早在2015年12月8日发布的报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一石三鸟》中就细数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可行性和深远影响：首先，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其次，降低社保费率，缓解企业压力；第三，培养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这项藏富于民的改革既是供给端的，也会是需求端的大变革，是提升中国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的制度性变革，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有深远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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