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虽为预言，但写的都是历史重要节点，如果没有时间阅读浩瀚史书，以《推背图》为索引，通过了解重要历史事件来把握历史脉络，也是一种可取选择。
历史不堪回首，我们所仰慕的大唐，史称21帝，但在了解了历史真相后，竟不能呼吸，这是大唐吗？这是皇帝吗？这是大臣吗？历史竟是如此不忍入目，外族入侵，华夏倾轧，生灵涂炭，难道中华国运本是如此多劫难吗？是统治者自身不争造就国家磨难，还是国运本就如此造就如此不堪君臣？了解历史，就知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
写于唐初的《推背图》，千百年来对未来的预测无不应验，也许冥冥之中真的一切皆有定数，在国运面前，个人是渺小的，如沧海一粟。影响历史进程的都是深居高位者，春秋责备贤者，处于高位的领导者确实应该慎终如始，如《易.乾》九三爻爻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领导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德不配位，必有余殃。
人有上中下、左中右，有智愚贤不肖，有德有私，这是客观存在的，人与人确实有差异。原始社会以来，一个族群的生存发展，首先是要应对自然灾害，面对外部威胁，这需要贤能的人领导。因此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领导，这个领导就是君。甲骨文中的君字，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用嘴发号施令。华夏族是农耕民族，通常来讲年龄越大，生活经验就越丰富，所以华夏族有尊崇老者的古风，客观上需要经验丰富的老者来领导部落，从而使部落获得足够食物，战胜野兽、疾病、天灾和外敌威胁，保证族群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自然界，大象族群与原始部落的人群非常相似，大象是母系社会，首领是年龄最大的雌象，因为它经验最丰富，主要是靠它的头脑而不是力量领导象群，这一点与非洲雄狮以力为王者不同。
君，本义就是长者，不仅位尊，更是通过发号施令来管理族群、集体或国家。君主，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因为作为君的长者本身，代表着责任、担当，能够以身作责，德怀大众，所以后来君也指称品行好的人，如正人君子，如对人尊称也可称之为某君、诸君等。正因为君子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徳草”，意思是领导者的道德好比风，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承担社会教化责任的是领导，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推行道德，就好比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所以说，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在《论语.尧曰》篇里，记载了舜传位给禹说的话，“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种天下责任一担挑的担当精神、无私精神，才是一位领导应有的精神境界。
孔子讲“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一个国家、集体，都能按照职位要求，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这个国家或集体一定可以兴旺发达。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撰写的的纪传体史书《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窦诞是李世民的故人，虽然垂垂老矣，但仍然受到重用。有一次讨论朝政，窦诞“昏谬失对”，李世民于是下诏自省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并反思自己徇私故人而滥授官爵。这里的“官”，指的是国家为了实施管理而设立的官位、职位。如果根据职位要求来选择合适的人选，这个国家就容易得到治理；如果认为一个人在原来职位上优秀，或者原有任职年限到了，或者认为某人是亲信、故交，就要为他寻找一个新的更高职位，而不考虑他能不能胜任新职位要求，这种为人择官的方式，就容易导致国家治理出现乱象。即使是正常的提拔，在原有岗位优秀并不代表在新岗位优秀。一般来讲职位越高对人的能力素质的要求越高，而每个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如果不考虑新岗位要求，单纯基于旧岗位业绩提拔的结果，就是系统每个岗位都充填着不合格人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官择人，而是为人择官，就容易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则社会风气必然糜烂，百姓遭殃，国家则有大乱。
有人认为民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应该说民主与专制，都是治理的一种手段，作为制度来讲没有完美的，专制集权是基于对某个人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建立在集权的人是一位“君子”，而共和政体以及现在实行的许多监察制度，是基于对人的不信任。现代国家，宪政是主流，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一部基本法律约束，这个基本法即宪法。从专制到宪政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基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这也符合一种论调，即物质越来越充裕，但道德越来越沦丧。
专制集权，也并非没有优势，如果为公心而专制，则国家很有效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在专制集权下建立了不朽功业，使中国的汉唐雄风称颂世界，劳动人民也分享了盛世的成果。专制集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横亘数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历史长河中，并不乏在道德光辉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君贤臣，但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不能保证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相适应”，所以在推翻前朝革命中走向权利顶峰的开国帝王往往雄才大略，但后面在宗法制度下自然获得最高权利的职业皇帝往往一代不如一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家族内部皇位的争夺，还是权臣、武将、外戚对皇位的觊觎，还是寄生在皇权之上作威作福的宦官、奸臣，都是用人方面出了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君没有君的样子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讲：如果人不能胜任其官位就会出现问题，因为违背了“为官择人”的原则，德不配位遗害无穷，当然这个官位也包括皇帝。
这里我没有说封建专制，因为马克思所论述的欧洲封建与中国“封邦建国”的封建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照搬西方理论，总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中国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夏商周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实际上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崩坏，官僚专制体系开始出现。封建的弊端是，统治者越封，自己的土地越少、实力越弱，其最终结果就是被封臣吞并和消亡。因此基于历史教训，国君们期望直接掌控土地与民众，由传统的世袭封臣而代之以职业官吏，这样国家权力就不再被少数世袭贵族所把持，土地由过去的国家公田或贵族所有逐渐变为农民私有，并由国家直接向农民收缴土地税，这就打破了原有的贵族世袭特权和阶层固化，平民可以通过战功或科举获得爵位与官职。经过商鞅变法一统天下的秦朝完全消灭了封建，之后虽然汉初也进行了部分的封建，但大体上从秦以后中国就逐渐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对于西方鼓吹的民主制，只是为一国或利益集团之私而行使霸权立的牌坊而已。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核心是得出正确的结论，走出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观点的，世界上人云亦云、随风倒的碌碌之人是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得出的结论未必就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最终还是决定于一个集团或集体最有权利的人，因为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甚至是极个别人手中。总体言之，民主集中无非只是一种手段，但实行民主制度确实减少了犯错误的概率，但同时也增加了系统运行成本，变得效率底下。
由此来看，任何制度的执行最终都依赖于人之心，无论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核心是执行制度的人，看他是私心还是公心，他的能力德行是否与权力相匹配。因为无论制度多么完善，如果人心不正总有一些“聪明人”能够玩弄制度于股掌之中，借制度之名行私欲之实。制度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制度是人制定的，没有制度或制度有瑕疵，贤能的人就会制定和完善制度；有严密制度但用人不当，那么在其位的人就会思想不纯正，这样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因为有些人会无耻地想方设法钻制度漏洞以逃避约束和打击。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讲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因此，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道德都是根基，永远是“德主刑辅”，在此基础上，实行责、权、利相统一才是王道。现实中，应努力纠正“德不配位、有权无责、有责无权”问题，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步入正轨。
在国家对外政策上，一定要独立自主，增强自身实力，实力决定一切，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北宋靖康之难，金兵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将汴京城公私积蓄劫掠一空，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皇族、后宫妃嫔、朝臣等三千余人被掳北上金国。其时，北宋也不是没有力量抵抗，在金兵第一次入侵汴京时，抗金名臣李纲团结军民，就击退了金兵，但宋钦宗为了讨好金国换和平，主动将主战将领李纲贬黜甚至将其充军发配，以此向金国谄媚。宋徽宗、宋钦宗对金国一味屈辱求和，结果却事与愿违，自毁长城的结果就是城破国亡，之后再屈膝卑颜也难逃厄运，二帝被废为庶人，押往金国，真是自食其果。其后宋高宗即位，李纲一度起用为相，力图革新内政，但仅七十七天即遭罢免，结果在其后的扬州，南宋朝廷被金兵突袭，宋高宗匹马过江、狼狈逃命，随后金兵对扬州城进行了大劫掠、大屠杀，城中子女玉帛，一抢而空，未逃出的宫女和朝官眷属也全被掳去，最后纵火焚城，一代名城扬州又一次化为废墟，扬州全城20余万人，在战祸中逃得性命的只有几千人。因为统治阶级无能造成的扬州之难，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讲，摇尾乞怜换不来尊重，奴颜婢膝迎来的只有耻辱，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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