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通过在大队小学任教的晏哲明老师介绍，我和机房村陈南小队与女青年陈映芳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她在机房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虽然他她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接受能力特强，记忆力也很好，他她的嗓音很高，尤其笑起来声音响亮极了，队里排练节目，它她基本上一次就会了。我在公社分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跟着机房大队宣传队一起活动，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差不多天天见面，相互了解各人的性格，家庭情况。她家人口较多，有兄弟姊妹8人，我家也一样，有兄妹7人，两家的经济状况都不算好，真所谓“门当户对”。在谈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交往一年之后，我们决定结婚，日子定在68年农历九月初四（阳历10月25日）。
关于彩礼的事情，她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要求我买一台缝纫机，好让她在大队学做衣服。那时候物资特别紧张，像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一类的物品，要凭票供应。我搞不到票，在当地未买到，到汉口找了我的一个表叔帮忙，（他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公安局工作），也未搞到。后来又听说天门有卖的，我拿着家里卖掉屋架的？？元钱准备出天门，可是在雷湾车站上车时就被小偷偷去了。全家人无可奈何，后来还是通过大队的裁缝师傅帮忙买了一台半旧的“圆球”牌缝纫机，使她在大队学着衣服一段时间，直到69年 6月，大女儿出生才未做了。
结婚时，我仅买了一张床花去69元，又改制了一张书桌，跟映芳买了几件衣服，我一件衣服也未做，结婚当天穿的一件灯芯绒上衣还是借别人的。岳父家也办了几件简单的嫁妆。
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我们的婚礼完全是按照新形式办的。记得那天，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我们迎亲队伍带着一些糖果，香烟，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锣鼓声中出发了。在她家吃了一餐饭，下午就回家了，我家也来了一些亲戚朋友，按照农村的习惯招待了他们，公社也派了代表参加了我的婚礼，婚礼简单热闹。
婚礼过后，在处理一些礼品时很费脑筋，那时除了亲戚送的礼金外（多少？），其他朋友送的都是一些脸盆，暖水瓶什么的，这些用具好说。伤脑筋的是有一些人送的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画像。这些画像，房内已贴满了，还有一些既不能丢掉也不能烧毁，处理不好，别人举报了说你不尊敬伟大领袖，不尊重林副统帅，还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可能。和妻子商量之后，把那些画像用红布包起来，放在箱子里保存起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把它们处理了。
1969年农历六月二十六，大女儿宝珍出生了，当时我在家，一切都很顺利。
1971年农历二月初五，儿子卫洪出生了，当时我在龙赛湖水利工地上，直到二月初八我才请假回家。那几天天气下了雪，北风又大，天气寒冷，由于婆媳关系不多好，儿子出生几个小时，妻子就挣扎到寒冷刺骨的水里洗尿片，因此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十分愧疚。
1974年农历7月14，小女儿出生，那天我在公社工作，得知消息，赶回家中照顾了妻子几天。
我们结婚时，映芳只有20岁，个子很小，结婚之后，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加上和父母亲分家早，婆媳关系较紧张，我母亲很少照顾我的几个孩子。妻子每天出工，还要处理一些家务，尤其是我转正之后，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的身上。
那时，每家每户还要完成上级的定购任务，如我家每年要卖半头猪，若干斤的鸡蛋，所以家里每年要养一头猪，喂若干只鸡。妻子除了出工外，还要打猪草，垫猪栏，有时还要到八里路外的陈家河购买猪草，每担七八十斤，天天都是忙到深夜。
尤其是每年的“双抢”季节，妻子在外忙了一整天，回家时几个孩子趴在地上睡着了，妻子做完饭之后，含着眼泪把她们叫起来吃饭洗澡。大女儿大了一点，才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碰到哪个孩子晚上发生病，妻子还要摸黑背着伢到5里外的公社卫生所看病。
由于妻子长期辛勤劳动，加之生活条件不好，患上了肾炎病，都是岳父陪她到处求医看病，而我很少回家，但妻子毫无怨言。
在那几年里，岳父家确实帮了不少忙。由于我长年不在家，家里有一些重活，都是几个舅弟帮忙，如挑担一类的重活，二舅弟干得最多。岳父母经常送菜送米送食物，不但这样，岳母还帮忙带几个孩子，大女儿宝珍基本是由岳母带大的。
71年我转正之前，都是小队按同等劳动力靠记工分，妻子妇女全劳力，当时队里的分配原则是工分，人头各半，就是粮食按照每户的人口，挣得的工分进行分配，那时生活还过得去。在71年我转正之后，每月领工资，小队不再记工分了，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的工分。而全家4口人，年终决算，妻子劳动所得的工分值，不够买回4个人的口粮，这就是所谓的“超支户”了，我就得拿钱出来买全家人的口粮了，虽然这样，我家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我重复几句，从我们结婚一直到1984年搬到南垸良种厂之前，我的家基本是妻子支撑的。不但是全家的生活，孩子的穿衣治病，还是孩子上学的学费等等，都是妻子一手操办，她为我们这个家庭付出太多太多，而回报的都是一身疾病。回想起来，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更不是一个好丈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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