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贸易》3：国家不是家庭，公司不是市场
中国有个说法叫“西方经济学”，这就如同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一样。经济学的确不是一个天下一统的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有共识的。
最大的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的作用，而外行总是猜测也许还有比市场更好的办法。那是不是说这些经济学家都被西方那一套给洗脑了呢？如此相信市场是不是一种执念呢？是不是盲目的信仰呢？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看看为什么非得靠市场。我们不能单纯说“市场就是好”，要知道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看起来比市场更美好的分工协作方式。
1.国家不是家庭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大同社会的梦想。我们希望所有人各尽所能、充分自由，一起为集体贡献力量，而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个梦想并不是空想，其实它符合人的本性。
家庭内部就是个大同社会。在家里我们一向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本不计较什么谁挣钱多谁不挣钱。
再比如说，一群人组织好了去野外露营，也能搞成一个温暖的社区。有的人负责扎营，有的人负责收集木柴，有的人负责做饭。大家共同完成这些工作，不讲什么职务高低，也不计较谁干多干少，每个人都获得了充分的贡献感。
那为什么就不能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友好协作的社区，大家不论金钱，一起建设美好家园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大大低估了经济分工的复杂度。
哲学家G.A.科汉（G.A. Cohen）解释了为什么露营活动不能代表真实经济生活。首先露营是只出去玩一两天，人们对生活的需求是很低的，吃个饭、搞搞游戏就可以了，并不复杂。第二，参与活动的人很少，分工很简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去露营带的食物、帐篷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 —— 你不必在露营活动中生产这些复杂的东西，它们是外面那个复杂经济体的产物！
克林说，复杂的经济体想要运行，要安排复杂的分工，只能靠两个办法：一是价格系统，也就是市场；二是指令，也就是计划。
复杂经济体这个说法能让人理解为什么不能像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国家和公司。但是国家和公司为什么还有区别呢？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国家当做一个大公司去运营呢？
现代社会通常的做法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分工由市场决定，个人在公司内部的分工由指令决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2.国家不是公司
中国有个互联网大佬提出一个观点，说以前搞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信息不足，那么现在既然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是不是就可以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这个观点不能算离谱，有的经济学课程也说，那些想要搞计划经济的人是受到物理学成功的鼓舞，天真地想要去预测经济。
但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关于预测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控制的故事。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都实行过计划经济，而且运行的很不错 —— 那就是二战时期的战时管制经济。各种关键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得听政府的命令，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能卖得出去，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计划经济真的把国家变成了一台机器，而且效率非常高。结果战后，就有人留恋那个制度，说既然计划经济运行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回到市场经济呢？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曾经参加过美国政府价格管制工作，他在1967年出了一本书叫《新工业国家》，鼓吹计划经济。他的理由很有力，但他可不是羡慕物理学家。
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个时代的美国企业已经是庞然大物，大企业要生产什么东西必须形成规模效应才有好处。要做好这样的大事，企业必须在时间和资本上有一个稳定的投入，不能朝令夕改！可是市场经济里商品的价格变来变去，让企业简直无所适从。那么让政府管制一下，这不是更有效率吗？
是不是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人本质上其实不喜欢不确定性，想要稳定！十九世纪以来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 —— 也就是平克在《当下的启蒙》那本书中鼓吹的那些进步主义者 —— 一直就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做些什么。让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全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降低成本，取消竞争带来的消耗，这有啥不好呢？
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虽然在战时很好使，但是是不可长期持续的。不但苏联失败了，连六十年代美国那些称霸一时的大公司也都不行了。
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克林在书中列举了指令经济的三个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信息的问题。战争年代的需求好说，军方明确知道需要多少艘战舰和坦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看看生产一架坦克和一艘战列舰分别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就可以做个数学优化安排生产，效率能达到最高。
但是和平年代就不行了。老百姓到底需要喜欢什么商品，不用市场价格你是无法知道的。假设政府对玉米和面粉实行凭票供给制。你给人多发一张玉米劵，人肯定高兴；你给人多发一张面粉券，人也高兴，他不可能不要 —— 可是如果你收到的信息是老百姓什么都要，你怎么知道他们*更*喜欢什么呢？
同样道理，工人也没有办法让政府知道他擅长什么。大数据再厉害，也不可能分配J.K.罗琳这样一个业余作者去写小说，还计划把她的小说印刷几百万册。
是价格提供了市场供求信息。公司无需琢磨老百姓喜欢什么，工人无需由政府安排工作，市场上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什么人会赚钱就让什么人干。
指令经济的第二个毛病是激励问题。如果没有市场竞争，人们就会寻找系统的漏洞，想方设法偷懒。只要是指令经济就会有漏洞，但这个漏洞在公司这个尺度上是容易弥补的。不能发现哪个员工在偷懒的老板会被撤职。不撤掉这样的老板的公司会被淘汰。
市场的这些好处，哈耶克早在1945年就说明白了，但是我们完全能想象到为什么当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不听哈耶克的。战争刚刚结束什么都短缺，连工厂都没几家，那就根本没必要仔细研究消费者喜欢什么，反正你不管生产什么都有人要。政府也不会很担心激励问题，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大家都是伟大祖国的建设者，这不比单纯为了钱工作好吗？
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让经济持续发展。克林说的计划经济的第三个毛病，是哈耶克当年也没有足够重视的 —— 这是一个21世纪才开始流行的新概念，叫“破坏性创新”，也叫颠覆式创新。
人的本性，其实是不爱创新的。我们更愿意按照旧习惯做事。在现有的生产体系之下，我们公司的地位已经很高，我们稳稳当当日子就过得很不错，那我折腾什么？如果发明一个新软件能让某些公司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那老员工怎么办？别的工厂倒闭了怎么办？这不是扰乱经济秩序吗？
创新意味着冒险，创新意味着破坏。现在整天说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是你不准备冒险，不愿意淘汰老企业，你就只是叶公好龙而已。
从创新的角度来说，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维护现有利益集团、不让新势力崛起的管控体制。美国战后几十年经济增长良好，但是美国当初那些大企业已经被淘汰了。这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始终在创新的国家。
3.公司不是市场
那既然市场这么好，自然就会想，能不能在公司和家庭内部也搞市场呢？
比如说，孩子洗碗得到多少钱、写作业得多少钱。一个公司可以开展各个部门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的竞争，这行不行？这么做通常也不好。
经济学家科斯对此的答案是公司内部搞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克林的说法是，公司和市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任务的价值是不是可见的。如果公司明确知道你的这个任务值多少钱，那就没必要把你变成我们公司的雇员，直接把任务外包给你是最好的办法。
公司内部往往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价值是配合出来的，你很难评估每个人带来的效益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就不大了，最好用指令分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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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总结一下。市场的确是现代经济学家的最大共识，但是这可不是说经济学家就执着地想要用市场解决所有问题。以我之见，用什么方法给人分配分工，是由经济体的“规模（scale）”决定的。大和小不一样。
如果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十来个人的小团体，那你完全可以搞成温暖的小社区。大家各尽所能自由协作，不用谈钱也不用谁命令谁。但是你这样只能有简单的合作。
如果是一个公司，那么指令模式是最方便的。有中央计划，有上下级关系，由领导来分配任务。
如果是一个国家，在战争年代或者百废待兴的极端条件下，计划经济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但是要想让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要想有破坏性创新，就必须采用市场制度。
所以这里哪有什么“理念”、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执着？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复杂度的局面采用不同的策略。
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纯粹的指令经济，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美国政府也在通过监管和法规干预市场，那这种做法好吗？
最后，关于经济学，如果你只记住一句话，那就是“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关于宏观经济学，如果你只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国家不是家庭”。第一句话提醒你思考机制，第二句话提醒你思考规模和复杂度。有了这两个思考，你就不会犯大糊涂。
《分工与贸易》4：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方经济学家”最大的立场差别，是政府应该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到底哪些事应该交给市场，哪些事应该让政府解决呢？
要实事求是地讨论，首先你不能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你不能说支持政府出手就是爱国，反对政府干预、让市场解决问题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洗脑。为了防止这种偏见，今天凡是提到政府，都特指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干预市场，而且有很多错误的干预。政府干预可以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宏观上的干预方法是通过比如增发货币或者财政赤字去间接影响全局经济。微观上的干预，一般是政府想要影响某一个产业的发展。
1.市场失灵
经济学家在直觉上，总是希望凡是能让市场解决的问题都用市场解决。如果你说这个问题市场没解决，经济学家很可能告诉你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
比如说沿海有一片渔场，如果渔民们随意在这里捕鱼，很快鱼就都被捕完了，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每个参与者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儿，受害的却是所有人 ——包括那些没有参与捕鱼的人。在经济学家看来，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私有化。
人们之所以在这任意捕捞不管不顾，是因为渔场是无主的，等于说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但如果渔场是我家的，那就好办了。捕鱼得给我交钱，我看鱼少了就可以涨价，鱼多了还可以降价。我一定会确保这个渔场可持续发展，因为你眼中的绿水青山，是我家的金山银山。
在某些极其相信市场力量的经济学家眼中，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参与经济活动，私有化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最好办法。
但是世界上可能只有经济学家这么喜欢私有化。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私有化。
空气能私有化吗？不可能允许哪家公司拥有全国的空气，然后大家给他付钱。你大概只能把空气交给政府管理。如果哪家炼钢厂造成空气污染，应该让政府跟它打交道。
这样的事情就叫做“市场失灵”。市场的作用是让人对价格激励做出反应，使得好的产品越来越多，不好的产品越来越少。所谓市场失灵，就是个人对激励作出的反应与公共利益相反。市场失灵的表现是市场上生产了过多或者过少的某种产品。
比如说，对钢铁厂来说，如果它不用为空气污染负责，它就会只在乎钢铁市场的需求，那么结果就是如果考虑到空气污染，钢铁被生产的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让政府出面用法规限制企业排污，就可能是必要的手段。
再比如说你需要保安服务。让一户人家自己出钱雇保安太贵了，如果没有人组织，就会有太少的保安服务 —— 市场失灵。而如果有人组织一下，强制要求每家每户必须交物业费，整个小区一起出钱来雇几个保安，这件事就完全可行。往大了说，这种强制收费的行为，就是政府行为。警察和军队服务，只有让政府去办。
那要这么说的话，政府真正应该出手的时候应该是市场失灵的时候。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政府可不仅仅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出手。
2.为什么政府能推动金融危机
克林重点举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例子。政府的一些政策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金融危机首先是由房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引发的。现在回头看危机发生之前的情况，至少在两个方面，政府行为很不正常。
一个是当时大量购房者的负债水平已经非常高，可是政策制定者居然还希望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能够更宽松一些，再让更多的人去买房。
另一个是当时很多购房贷款被证券化，然后层层转包，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可是政府监管部门似乎还觉得挺好。
如果政府发现什么指标偏离平衡了，难道不应该设法把它调控回来吗？政府为什么还要往火上浇油的方向去推动呢？
一个解释是，情况到底严不严重，在你身处历史现场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政府没有办法判断现在市场是不是失灵了。也许政府之所以这么推动，是希望造福于民，想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是克林对这个解释非常不以为然。克林说为什么让老百姓有自己的房子就叫造福于民呢？租房不也挺好吗？事实上，我拥有自己的房子，对我自己来说不一定有多大好处 —— 而对别人、对社会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没什么好处。更何况这么多人贷款买房，整个社会的负债率非常高，这怎么是好事呢？
再进一步，克林说，如果政府真的想让更多人住上自己的房子，它要做的应该是设法降低房子的价格。但是美国政府做的恰恰相反。
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法规限制住房开发用地，还弄一大堆许可，还强制买一些无谓的保险。这些做法大大提升了房产开发的成本 —— 这是*限制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给买房的人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个人贷款买房 —— 这是*提升需求*。
一边限制供给一边提升需求，这太怪了。这不符合经济学常识。
如果政府真的是想要解决市场失灵，那么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生产过度的时候，你应该设法减少需求、减少供给，比如说降低钢铁产量缓解污染。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生产不足，你就应该增加需求、增加供给，比如说给人民提供保安服务。
而美国政府这个做法，一方面通过补贴来提高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限制房产的供给，这两个政策的作用是相反的，所以能不能让更多老百姓住上自己的房子可就不一定了。
这个做法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房价上涨。
3.公共选择理论
单纯的经济学解释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必须考虑政治因素。为此有个专门的理论，叫“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在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利益集团”听着不像好词，但一般不是邪恶势力。只要是有共同利益的一群人，不管有没有组织，都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比如说，全国汽车行业的生产者，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全国想要买车的消费者，也是一个利益集团。
但是生产者集团和消费者集团有本质区别。假设市场上某一个商品的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如果你是这个商品的生产者，你会对这个变化特别敏感，因为搞不好这个商品没有市场了，你就失业了。但作为消费者，因为你总能找到替代的商品，你就不会这么敏感。
所以生产者集团有更强烈的共同诉求，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成为“集中利益集团”。但是消费者集团通常没有组织。比如说，汽车行业集团就可能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进口轿车的关税，保护本国利益 —— 但是他们说的“本国利益”其实是本国汽车生产者的利益。消费者因为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政府面临来自两个集团的压力是不对称的。
在房产的问题上，住房的拥有者、投资者、提供房贷的公司，这些人形成了集中利益集团。他们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提升房价。克林说，这些人构成了华盛顿最大的游说势力！政府的房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这些人服务的。
凡是这种一手补贴、一手限制市场准入、从而导致涨价的政策，可以说全是恶政。
比如教育。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学费高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低息的学生贷款来补贴需求，另一方面又对办学搞各种限制。
医疗更是这样。美国政府对医生这个职业设置了极高的准入线，对新药上市设置了极其严格的门槛，这就是限制供给。而与此同时，政府还给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这就是补贴需求。结果当然是看病越来越贵。
当然，这些政策在名义上都可以说是为了人民。难道对医生和新药不应该严格要求吗？难道政府不应该提供医疗保险吗？有道理，但是如果政府完全不插手，也许市场能做的好得多。
没有政府插手的领域，市场总是让东西越来越便宜。政府插手，却有可能让东西越来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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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总是认为有问题最好让市场来解决。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也许政府应该干预。可是市场失灵又不好判断，那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的干预是好的干预呢？
克林提出这么一个标准。如果做这件事对所有人的好处都差不多，而且人们讨价还价做这件事太麻烦，那么让政府做就是最好的。
比如说自来水。每个人都要喝水，而水源就那么几个，成立一堆小公司搞竞争很麻烦，干脆就让政府操办。
交通设施也是这样。每个人都要走路，城市里不可能每条路都设个收费站，所以让政府来修路是最方便的。
但是，如果做这件事只对一部分人有好处，或者对有些人的好处大，对有些人的好处小，而市场交易又比较方便，政府干预就没道理了。
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一部分人的住房，对其他人公平吗？用全国人民的钱建设几所精英大学，只有少数人能上，这对吗？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学习经济学不应该执着于某个结论，而应该学习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到底什么应该交给市场，什么应该交给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市场失灵和公共选择理论这两个思路，对分析问题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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