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行言逊

——《论语》学习之14-3-1

【原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白话】孔子说：当g.家z.治清明、公道大行的时候，做臣子的尽可以秉公直言，而自身要行为端正。而当g.家z.治昏暗、公道式微的时候，做臣子的，自身的行为还是要端端正正，可说话就需要委屈婉转，甚至不得不有所迁就，以求其次。

【思考之一】何谓危言、危行、言逊？

“危言危行”，就是正言正行。“危”有三义：①严厉，②高峻、高特，③方正、端正、正直。此处“危”当为第三义“正”义。《广雅》释“危，正也。”钱穆先生“高论时失于偏激，高行时亦失正。君子惟当正言正行，而世俗不免目之为厉，视之为高，君子不以高与厉为立言制行之准则。”“孙”即“逊”，谦逊、卑顺。钱穆先生曰“言孙非畏祸，但召祸而无益，亦君子所不为。”郑汝谐曰：“孙，非谀说诡随之谓，不讦（jié）直以取祸也。”

宋儒陈祥道曰：“天下有道，其言足以兴，故危言；天下无道，其默足以容，故言逊。舜戒禹以无若丹朱，周公戒成王以无若商王受。周昌比汉高以桀纣，刘毅比晋武以桓灵，所谓危言也；孔子诺阳货以将仕，闵子告鲁使以善辞，所谓言逊也。”汉高祖刘邦是难得一见的英主，可是他的臣子御史大夫周昌却说他是“桀纣之主”；晋武帝南郊祭祀，却被大臣刘毅比作汉代的桓、灵二帝。这些就是“危言”，直言不讳，尽职尽责，谏诤之言。阳货请孔子出仕，孔子回答“诺，吾将仕矣”；闵子骞对季氏派来劝他出任费宰的使者说“善为我辞焉”，这些都是“言孙”，是委婉的回答，善巧地推辞。

《论语稽》曰：“邦无道，则当留有用之身匡济时变，故举动虽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谈以招祸也。汉之党锢、宋之元祐党、明之东林党，皆邦无道而言不孙者也。以此章言之，岂圣人之所许哉！”

【思考之二】孔子既认为：志士仁人可以杀身成仁，为何又提出：在邦无道时，却可以危行言孙，不妨有所迁就？

《卫灵公篇》第9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损害仁，却能牺牲生命去成就仁。孔子认为“志士仁人”要有献身理想的愿望和勇气。在面对“仁”的时候，不能有丝毫的苟且，要有“杀身成仁”的胆量和气魄，因为“仁”是至高的道德境界。生命的价值，追求的价值，如果需要以生命的代价，那么儒家的士人是不会迟疑的。

可是，儒家又不轻言牺牲，孔子热爱生命，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等，人应该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孔子家语·儒行篇》里，孔子讲在邦无道的时候，“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就是珍爱自己的生命，留得青山在，期待以后更好的机会来施展才能，帮助g.家，饶益百姓。

所以，“危行言孙”，不是怕死，儒家的士人是不怕死的，而是持守正道，远离祸害。孟子也说“君子不立乎危墙之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g.家如果对生命有危险、凶险，君子、士人是不轻易进入的。之所以“言孙”，并不仅仅只是避祸，而是不畏祸、不怕灾难，但也不轻易投身这个不必要的灾难之中。所以君子自重自珍，“用行舍藏”，“舍藏”也并非苟全生命，而是为圣贤之学保留火种，这跟明哲保身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之三】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在这一章是如何体现的？

《四书诠义》曰：“言孙非畏祸也，贾祸而无益，则君子不为矣。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亦时中之道也。”言逊不是怕祸，白白地挣来祸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君子不那样做。能够知道如何进退，保存实力，也不失为正直，也是中庸之道。

儒者的处事之法讲求“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在这一章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邦有道时，上下都以秉公为荣、以徇私为耻，以社稷民生为重、以个人得失为轻。在这样的z.治生态下，君子完全可以据理直谏，兴利除弊，而不必担心被刁难算计。如果瞻前顾后，当言不言，当为不为，以致于贻误改善社会的良机，就是不及。

而在邦无道之时，歪风流行，上下都置社稷百姓于不顾，各专己利，背公营私。这时如果仍然针锋相对，直截了当，针砭挞伐，就是“过”，“过犹不及”，因为不仅那些人不会改变，反而可能造成激化，酿成祸端。这时就要掌握分寸，委曲婉转，在自身影响力可及的空间里，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虽然正义可能不会畅达，但仍强过没有，因为至少可以让弊端的势力被减弱，让尚存的正气多一分延续，让人看到公道续存的希望。就像身体很虚的病人，不能动手术，不能服猛药，也不能大补，只能用温和的方法保守治疗一样，因为这样不至于使病情马上恶化，甚至还有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思考之四】就体用而言，本章何为体，何为用？

如果就体用而言，本章“危行”为体，“危言”“言逊”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