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

正如阴与阳、善与恶、真与假、光明与黑暗、男人与女人，物质与意识是一对同生的概念，讲物质就不得不提到意识，同样说到意识就不能不说起物质。

《老子》中讲：“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患得患失是每个人固有的通病，但何谓得，又何谓失？不同的人对此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所以，所谓得失不过是人们受自我观念的钳制所认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而已。

假如说物质的优渥和感官的享乐是得或者生活的蹙蹇和情感的困顿是失，那么我同样也可以说经历就是财富，有所期待才会有所更大的成就，一时的失也许正是为长久的得做准备，暂时的得或许在得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或者一旦由得而失就将会是永久的缺陷和遗憾。人们讲物质讲意识，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来说，我和我同时代的人从小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化倾向的教育，物质和意识的观念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并不陌生，乃至可以说物质和意识这组同生概念通过国家提倡义务教育的途径灌输进我的脑海继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并以此来作为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人生和比较的价值产生看法（包括别人的看法被自己的认同的大部分、自己受别人的看法影响后得出的一部分和自己经由吸收前两部分结合个人经验得出的一小部分）的角度，我以及同时代的人从此角度出发来接人待物和规划人生。有人将此称之为理性主义的胜利。事实如何呢？

我并不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但是我的个人经历一次次向我展示了作为理性主义的先锋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束手无策以及其无所不为的习性因此而超过一定的范围，就像关心是出于好意，过分关心则成为了烦扰的唠叨，有些时候科学的自以为是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至少我是不愿苟同的甚至是有些厌烦的。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粗暴地简化为物质和意识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是错误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意识的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限制了人类的自由。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强制行为。

记得在读高中时学习历史，书本中对封建主义君权神授的思想持一种否定的批判姿态，以及用阶级对立的思维解释诸多历史现象时总是能够做到貌似合理的自圆其说，这些内容让接受启蒙教育的学生总是信以为真的；同时也讲到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来达到对人民统治的目的，就我个人当时受教育的感觉来讲，其态度是持贬义的，就是说认为思想的大一统是封建主义为了方便统驭人民而提出的伎俩，是一种对人民思想的钳制，而思想的受钳制是最最根本的受限制，因此封建的统治者可以顺理成章地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尊卑严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今人们经常能够在新闻里听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这样的话语，前后比照，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出过感到矛盾的疑惑呢？人的思想怎么能够统治得一致呢？这个世界上连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都找不到，何况要寻找两团完全相同的烟雾呢？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学术自由时期，实际上也是三段思想开放的时期，一次是春秋时期，一次是魏晋时期，还有一次是明清交替时期。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这一点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有一定了解的，儒、墨、道、法，各抒己见，出现了一派思想交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时期，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魏晋名士的潇洒万古流芳，他们蔑视权贵，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对自汉以来日益巩固的儒家思想文化体系进行了各自或乖张痴狂或横眉冷对或超然洒脱的抨击，他们不融于世却为当时以及后世所敬仰，让人叹之奇之；明清之际，出现了众多思想集大成的著作，王夫之的唯物论、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顾炎武的天文地理政治历史无所不包的《日知录》、蒲松龄的鬼怪奇谈、吴敬梓的喜笑怒骂，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是举足轻重的。春秋时期处在西周与东周之间，魏晋时期处在汉代与隋唐之间，明清之际也是处在一个改朝换代的敏感时期。只能如此吗？

假如说，对思想的干预是治世的一个特征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便于进行统治这是显然意见的逻辑，但治世同样是需要真诚的批评声音和建设性的建议。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人们通常的观念是倾向于亲近美的、好的，而美的、好的偏偏又是柔弱的、易碎的，那些坏的、丑的别有居心地对它们加以利用以掩盖自己的险恶动机。

南怀瑾有一次对李宗吾说，人性本就是黑的假的，你干嘛非要把遮在表面的那层布扯开。李宗吾的回答是，他不是要扯开遮在表面的布，而是要撕开假的让人们看到真的东西。示人以真，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行为，而这真包括了世相的真和自我的真，两者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一直佩服写出《忏悔录》的卢梭。

我说以上两点，即三次学术自由时期和真善美丑的，其目的是想表达我对“从来如此”的质疑，就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所作所为，我愿意做这个被世人认作是疯子的人，因为他是“真”的人。最后我还想说，物质和意识的二元对立观念对我思想发展的钳制简直是难以估量的，我说不清楚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因为在不知不觉间困惑于此而走了多少的弯路。以后的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因为我是实在地发现读的书越多越感觉到自己的无知。

有人为了介绍《存在与虚无》中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即存在与虚无，他无可奈何的在费劲一番口舌后，说了一句，可以将存在与虚无简单地理解为物质与意识。我理解他的用意，因为这样说的话，有很多人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抱怨为何不在开始就说出来。人们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总是有一种自足的自信的。但是，我也明确地知道，如果将存在与虚无理解为物质与意识的话，那是一种思想的倒退。显然这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哲学理论中的术语，而所谓殊途同归的理由按我的看法纯粹是后现代主义惯有的解构手法。

按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至少我对存在的理解显然不同于对物质的理解：存在是存在主义中一个最为关键的术语，它是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核心，讲的是先有了存在然后才有了存在着的人，两者前后顺序不可颠倒；而物质呢，按以前的观念，我错认为是形而下的同义词，不过当我读到下面的话时，我的观念全然发生了改变：“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范围，以中国的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一个是形而下。形而下是宇宙万有形成以后饿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其以饮食男女作为发端；形而上是指对宇宙起源的追问，也可以理解其为‘本体论’，而西方‘本体论’最早发源于希腊，大致可以分做唯物思想和唯心思想两派。”还有一点，就是形而上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西方哲学时的翻译，中国人又翻译日本人的，不过日本人的翻译也是根据孔子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得来的。

以此观之，物质这个概念简直可以说是太单薄了，完全是一个“高大全”的产品，如果可以的话我期待尽早摆脱受其控制，至少现在我即便是意识到物质概念的简化性质却由于毕竟经年累月的习惯使然要想跳脱出来恐怕仍需费些时日。

重马哲，崇马哲，学到后来弃马哲。这算不算得上是一个讽刺呢？倘若做学问就是如此的话，一边通过学习巩固自己，一边又借由所学来推翻自己，那么我做学问为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