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忆母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再过六天，就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每年到了这个时段就特别怀念我的母亲，白天想得多了，晚上还会做梦接着想。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助产医生，十七岁嫁给我父亲后就去了杭州卫生干校读医，读书期间还有幸见过陪同苏联客人来杭州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呢。毕业后随我父亲到桐乡工作，不久就担任崇德县医院妇产科主任，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算是文化人，在桐乡农业银行工作，二十几岁就当上了行长。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担纲要职虽算不上稀罕，但对父母来说也算是顺风顺水的了，生活自然非常美好。 1962年恰遇国家困难，父母为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精简下放到农村生活。自此，母亲一直在农村老家生活兼做助产士二十七年，直到去世前一年因病重在床而不得不终止，自此，贫困和病痛也伴随着母亲到终身，等到我自学考上律师，生活刚开始好转，母亲却因肝硬化腹水离开了我们，没有享上儿子一天的福，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母亲的接生技术非常高超，对病人亲如家人，不分昼夜，只要家属来找就立即背起药箱奔向产妇家里，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许多时候还都靠步行，而报酬甚少，守上几日几夜也就挣了两块钱，还要交给生产队换成工分。  母亲的足迹遍布了整个永昌乡，还有邻近的湘主湘溪及临安的几个乡镇，直到现在，那些熟悉母亲或接受过母亲恩泽的人们谈起来还都会非常感动。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在那么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从未有产妇因难产而死亡。凡接受她产检的孕妇更是没有难产发生，因为那些胎位不正的孕妇都在怀孕过程中被母亲调正了位置。记忆中新登人民医院有许多次把母亲请去参加他们的疑难病症会诊，母亲也从不会拒绝且从不计较报酬。 母亲的许多感人事迹我都是从村里或认识母亲的那些老人们口中听来的，自己有记忆的是在我七八岁之后，经常是只要晚上村里有狗叫声，那十之八九就是来找母亲接生的。  真正有清楚记忆是在我十二岁开始，1975年，那时奶奶刚去世，父亲又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回到了桐乡，家里就剩我母亲带着我们四兄弟，老大比我大一岁，小弟才五岁。那时候一到晚上，最担心害怕的就是有人来叫母亲接生，母亲一走，小弟要哭闹，四兄弟便乱作一团。刚开始确实会手足无措，慢慢的我们便也习惯了，我和老大很快在母亲指导下学会了烧饭喂猪。有时母亲出门一两天都回不来，我们只好白天带着弟弟去上学，回来自己烧火做饭。每次母亲出门为了哄住弟弟，总是答应回来给我们买好吃的，一般都是每人一个肉包子或一根油条，这在当时也是我们最侈奢的愿望了。  母亲在家时，我们最好的娱乐就是缠着她唱越剧给我们听，每当这时，母亲也很乐意，忙完家务抱着弟弟，我们围坐在灶台边，听母亲唱越剧，她能唱整本的红楼梦和梁祝，估计我喜欢上越剧也是从母亲开始的。  记忆中，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句话也是毛主席说的，所以时刻牢记，也终身受用。    那时父亲刚恢复工作，工资很低，家里没有正劳力赚工分，粮食不够填饱肚子，在村里是最困难的家庭。1980年，家里已实在没有条件供四兄弟读书，我和老大只得相继辍学回家务农，看我们没有书读而到生产队挣工分，母亲是既心疼又无奈，无数次看她在偷偷的抹眼泪。我们哥俩总是安慰她，憧憬将来一切会好起来，每当这时，她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一年下来，我们哥俩不仅造起了房子，还挣得全村最高工分，超产粮可以挑好几担，终于摆脱了贫困家庭的窘境。  母亲的教诲造就了我坚强的性格，凡事都要争强，有一次造船厂来村里买树造船，需要八个劳力把二十棵大树从山上抬下来，送到几公里远的大路上，每棵十几米长，将近八百斤重。抬一天可挣十三块钱，相当于平时干一个月的分红，我跟其他七个力气最大的壮年报了名，唯有我年纪最小，刚满十八岁。母亲看到我那脱皮的肩膀，精疲力竭的样子，心疼得一边哭一边给我炒鸡蛋当中饭吃，那个时候鸡蛋是农村人最好的补品。    1986年的某一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们母亲因长期劳累患了肝硬化，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母亲每年都得去医院住上个把月，回家得不到休养，接生名气却越来越大，三天两头会有人来请她去接生。任凭父亲强行阻拦，看着别人乞求的目光，母亲总是难以拒绝，久而久之病情很快恶化，形成了腹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母亲接出来，躲开接生的行当，可叹当时我还没有立身之地，这样的愿望形同登天，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母亲挺着大肚子还在为别人服务。  那几个年头，感觉就是伴着痛苦和无奈过来的，每每忆起母亲，我总会想，别人说生不逢时，我母亲是病不逢时啊，没有等到儿子有能力尽孝的那一天，也许这就是命吧？总要给人留下无可名状的彻骨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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