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川）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行新法。晚年退居金陵（今南京）的钟山半山园，号“半山”。元丰三年（1080），封荆国公。文学成就极高，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集有《王文公文集》和《临川先生文集》两种版本。
诗人提出读书学习要尊重人的规律，未成年的时候不可拔苗助长，到了读书的年龄必须苦读书。他同时强调，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但是不能因为生计而荒废了读书。
赠外孙
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
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
拔苗助长要不得——
年小从他爱梨栗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陶渊明《责子》诗虽题为责子，实际上爱子之心却通溢全篇；杜甫对小儿子宗武疼爱有加，一生尽管颠沛流离，却从未放松对儿子的教导；李商隐《骄儿诗》，句句含情。
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外孙的，隔代人更显得亲近。在诗人眼里，小外孙就像南山上新生的小凤凰，眉目清秀得比手工描画的还好看。不过，诗人的重点不在于夸外孙长得好。而是提出了他的早教观——年少从他爱梨栗。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顺着他的性子来，他想要梨子就给他梨子，想吃栗子就让他吃栗子，而不要凭成年人的想法去要求他。
这里面运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鲁国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为人好学，秉性刚直，因屡次触怒曹操而被杀害。史书中记载，孔融小时候极为聪明，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让梨”。后来，文人常常拿“梨”说事。知道让梨是聪明的，但是，有很多孩子别说四岁知道让“梨”，就是九岁了还分不清“梨”与“栗”，就像陶渊明的小儿子。
诗人王安石引用这个典故，旨在说明小孩子分不清“梨”与“栗”是正常的，是他的天性。因为他的智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他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道德的高度。那么，就随他去吧。如果非得逼着小孩子知道“让梨”，分清“梨栗”，那么，无异于拔苗助长。所以，早期教育要顺其自然，要符合孩子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
王安石的另一篇文章《伤仲永》，写了一个神童的“毁灭”过程，正是揭示了这个道理。如果违背规律，逆势而为，就会势得其反。
好吃懒做也不行——
长成须读五车书
小时候有小时候的特点，长大了也有长大的特点。小时候可以“贪玩”，长大了可不行。长大了要干什么？要读“五车书”。这是诗人提出的另一个要点。
诗题是《赠外孙》，显然诗人做此诗的目的是要劝外孙一定要多读书。全诗只有四句，抛出了两个观点，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长成须读五车书”是他自己的成功经验，用这个身边典型教育后代，言传身教，其效果恐怕比宋真宗的御笔诗还要好。
王安石另有一首《舟中读书》诗这样写道：“冉冉木叶下，萧萧山水秋。浮云带田野，落日抱汀洲。归卧无与语，出门何所求？未能忘感槩，聊以古人谋。”诗人在舟中看两岸深秋山水，兴尽而卧舟中，没有人和他说话，而自己似乎又有许多话想对别人说，怎么办？只好捧起书本，与书中的古人交流了。在这里，诗人把书当成了朋友。
送乔秀才归高邮县
薄饭午不羹，空炉夜无炭。寥寥日避席，烈烈风欺幔。
谓予勿恶此，何为向子叹。长年客尘沙，无妇助亲爨。
寒暄慰白首，我弟才将冠。邅回岁又晚，想见淮湖漫。
古人一日养，不以三公换。田园在戮力，且欲归锄灌。
行矣子诚然，光阴未宜翫。负米力有余，能无读书伴。
勿为生计所累——
负米力有余能无读书伴
乔秀才是王安石的朋友，王安石并没有因为自己与他身份地位悬殊而表现出慢待的意思。从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大家对待下第学子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界的泰斗在人格上、道德上同样占据了制高点。
乔秀才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为了求学、“就有道而正焉”、参加科举考试，他不得不经受无米、无柴的艰难，不得不忍受寄人篱下、为权贵而避席的低贱，不得不亲自下厨，为添饱肚子而绞尽脑汁。
也许是科举失利，也许是他厌倦了这种苦难的读书与科举生活，也许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唤起了他的孝心，他决定回到烟波浩缈的高邮湖畔，过那种耕猎生活。
孔子的学生仲由非常孝敬父母，因为家境贫寒，他平时非常节俭，经常靠挖野菜度日。但是他担心父母营养不够，便不惜从百里之外背米回家孝敬父母。仲由的父母去世后，仲由也当了大官，曾经南游于楚，“从车百乘，列鼎而食”，再不用为吃喝发愁了，但是，他再想吃野菜，为父母背米，却再也做不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乔秀才要尽自己的孝心，陪伴一下父母。王安石对乔秀才的选择是赞同的，他说：“古人一日养，不以三公换”。但是，他对乔秀才重点提了两点希望。一是让他珍惜光阴，不要虚度。二是在维持生计、孝敬父母之余，不要忘记读书。总之，希望乔秀才不要气馁，不要为家庭生计所累，还是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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