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国人的文性，有人不自觉想起钱钟书先生的辛辣批判，文人的面子是很值钱的，是千金不换的，他们自视清高。说他们恃才傲物，放浪形骸自然是无可厚非的，这是骨子里流淌下来被人诟病的品行。一味的用非我族类的目光审视其他的文人，相互窝里斗着，口诛笔伐那些“异类”，战况惨烈。
这样看来他们的文性自然是丑陋至极的，不禁目光短浅，一味闭门造车，闭关锁国，有个别仁兄时不时抄抄“洋学术”充体面，学术造假也融到骨子里般轻车熟路。你看看，这不是又上演着新一套的《儒林外史》，封建专制荼毒下的旧知识分子的丑恶暴露出来，可不又是一场人间喜剧，四个字批下来，不成体统！
关于文性还另一种消极看法是，国人的文性是模仿，是copy！真的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拿来主义”。如同先生描写国人心目中鬼的样子："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来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地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睛，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画鬼都画不出新意，写文章也不见得有什么妙笔生花的地方。
这样的文性注定是翻不了新的，写来写去也是束缚在一个框子里跳不出去，没有创新，没有活力，久而久之是一潭死水，文坛前景可悲，呜呼哀哉。
国人的文性若是这样不堪，这样高傲麻木，又自大无知，这样没了新意的“创作下去”，那么只怕孔老夫子也要跑出坟墓骂上一趟风光日下，人心不古了。但是孔老夫子也是被新文人打倒批判过的封建残余，他也在如此的文人文性下乖乖躲在坟中哀叹了。
我们的文性要革新，还要个性，前景衰颓到如此地位吗？是不是这样呢。
实则国人的文性自然不都是糟粕，被摆在台面上被人批判的，需一味革新的。一棒子打死也不好。
那些闪光点何曾亮晃晃的摆出来却君不见那？白居易的主张就很好，“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做”。这样的主张，自然要求索一下国人的文性本质的。春秋战国的乱世引发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学术之争，史称“百家争鸣”。学术大爆炸，思想大碰撞，社会大动荡，国人文人祖宗的文性却是表现的一股激进，他们相互排斥，但绝不是闭门造车。学术纷争却不固步自封的一味僵化，如此说来，这样的高傲，这样的清高自然是值得学习的。
“文章合为事而著”，带有乱世救世的目的，针砭时弊的效果，窥其本质，我们的文性是带着一股悲悯性，发出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这才是我们文性的根源，是我们的人文性，也是同情弱小的善性。难道比不得希腊早期人文主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所带来的野蛮和缺乏约束的文性吗？自由的环境，自由的心灵，自由的本质，西方文性缺少的家国同构的大情怀，我们不缺少，也大可不必自卑，感叹外国的月亮很圆润，我们的月亮不太明亮。
这样的文性是流传下来的，国人的文性带着血脉的烙印，虽有瑕疵，有些迂腐高傲的毛病，但是谈不上一无是处，也不都是污点斑斑的文人劣性！另一个言论，认为我们的文性是模仿性和缺乏创新性也是经不得推敲的。一篇好的文章，定义标准不一，说“一千个读者眼里一千个哈姆雷特”，众口难调。其实忽略了读者的对其文中营养的需要性，也忽略了作者的写作特定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这样说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同样的诗词，同样的体裁，于文体上算不得创新，可是伟大的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独特的笔调和抒情境界，那么文章高低立判。
余秋雨说，天下文章的故事或许写的完，可是每一人的感受自然不一样，若因为前人写的太好而丧失了写作的勇气，岂不是失了风骨。
没了风骨，自然没有文性可言。世间文章哪有一成不变的模仿，都是所看所想不同罢了。
人的悲伤是互不想通的，我只是觉得吵闹。鲁迅如是说。是啊，悲喜不通，哪里来的同一件事的感情流露一样那？同样的故事，物喜物悲，都在于心，在于“有我无我”的境界，国人的文性从未丧失，他们的框架不在于那些约定俗成的写作体裁，而是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人文关怀，这样的心境，文骨怎么会是框架束缚的了的那？那么也不会有脱离特定场所，打破时空而写作的作家的。
国人的文性，随着时代变化和外来思想碰撞，偶然会混乱，也会在十字街口迷茫，但是血脉烙印的风骨，悲悯和大情怀一直在的，也没有丢失。
我们的文性，光亮依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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