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他的手。
瘦而有力,手背上有凸起的淡青色血管,像寂静的山脉。
我记得他是怎样用双手工作,做饭,裱字画,弄丹青,庄重地做一切琐细的事;怎样牵着我走路,过桥,坐车坐船到远方去,而这一回,又是怎样撇下我独自去了,且不再回来。
他一生勤俭劳苦,一双手全没有停歇过。上班之余先是遇时遇节帮人家主厨,后来开餐馆、杂货铺,退休了还开店扎纸灯花圈,写挽联,布置灵堂,常常熬夜通宿,平日里一家人的三餐也着落在他一人身上。幼年的我总是见他打着旽,坐在藤椅里,头一点一点,只觉得有趣,却从不懂那背后的疲累艰辛。
妈妈他们姐弟四个小时候家境穷困,一年到头吃不饱饭,两身衣裳冬夏换穿,补丁叠补丁。所以他帮人家治了宴席,每每装了一篮子剩余的肉菜拎回家去,自己是不吃的,都盛给儿女。便是没有剩菜带回来,人家抓一把瓜子花生塞在口袋里,也要尽着孩子们的。儿子顽劣不听话,他跟着操碎了心,也从没有过一句重话,从没有说过自己为他跑了好多路,受了好多气,吃了好多苦。他只是默默地暗地里忧心发愁,却连叹息一声都不曾给人听到,生怕添了家人烦闷。
一个三岁失怙,六岁就跟着相依为命的父亲到处帮手做事的贫寒少年;一个讷不善言,与妻子失睦、与儿女分离,独居八年的抑郁丈夫;一个为了子女倾尽心血,辛劳终身的父亲。
他是我的外公。
外公向来身体健朗,七十多岁了走路都比一般青年人还快。一餐吃三大碗米饭,不挑食,就着咸菜豆腐也很香甜,最喜的却还是肉荤。当然如果我们小辈在席上他立刻就不爱吃了,只爱看着我们吃。烧了一辈子饭,直到过世前两天,病得迈不开步了,妈妈送去一只鸡,他还准备自己来炖,被妈妈看见才忙忙煮好了盛给他。
那是他最后一餐饭。
后来他被送到医院,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轮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连水都几乎无法吞咽,护士用注射器喂他的水多半都呛咳了出来。我抚摸他嶙峋支离的病骨,尽力忍住眼泪,虚浮的视线中,他定定望住我,一声低唤:“珊珊。”
只有一句我的名字。然后他永远地静默了。
最终的那个冬夜里,我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直欲将它望穿。可是无管我怎样祈祷哀告,上苍并没有垂怜,我终究是留不住这个最疼惜我的人,这扇门永恒地将我们隔离在了生死两端,今生今世,相见无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外公走了。
长日风霜寒苦郁结难抒,饶是硬朗清健的身躯也难抵病势如潮侵袭,及至夺去生命。
外公下葬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和妈妈、外婆在为外公举行的葬礼仪式上依次行往烧纸的地方,忽然我看见外公着一身白衣走在我前头。我呼唤他:“外公,外公。”见他不回头,我边跑上去边继续喊他。终于他停下来问我:“刚才你说什么?”我热泪盈盈欲落,声哽气噎:“外公,我爱您。”外公笑着摇摇头,向前方去了,就在黄纸燃起的火堆中央,外公渐渐化为烈焰……
醒来的时候是隆冬夜半,我躺在床上,心里空前地宁定。就像早晨送外公入土,明明预报天气是冷雨,却在外公的坟墓封完的刹那,淡金色的阳光破云而出,拂照在外公的坟上。我知道,外公是去往一个比人世美好的地方,一个衬得上他的纯善的地方,一个再无忧怖再无寒苦的地方。
那是极乐罢,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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