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一个人停止思想时，他会盲从，鼓噪，也会间或沉默。当所有人停止思想时，则世间将处于极度喧嚣中的死寂。那是一幅令人恐惧的场景。我从高尔泰先生的笔下见识了芸芸众生停止思想的宏大场景，也见识到了思想家停止思想的荒诞惨景。囿于所学，我仅仅粗浅了解到我国几位著名美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因而他们的形象一直是高大、健康而儒雅的。直至读《寻找家园》，读到和他们有了某种社会和学术交集的亲历者的叙说，我才知道他们曾有过停止思想的暗淡时光。这对于他们并不能算是污点，但一定是缺憾。相较之下，即便百年往后，相信高先生仍旧懍懍恒如有生气，至于其他人物，则让我看到一幅远古的结绳而治且为狐貉啖尽的苍凉图景。
针对《论美》，思想领域里的很多大家都参与了讨论，有温和的劝导，友善的批评，也有来势汹汹的批判、教训和抨击。然而他们的论点并不相同，采用的论据也五花八门，但“有一个特点，即相互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高尔泰《论美之失》）但我觉得高先生本人其实也坚信他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阐述他的美学认知，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说是个除外。所以《论美》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表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一充满现代精神的美学见解，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可见，源于马克思的美学观，高先生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美学家的见解。原因在于高尔泰做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应该做的思考。而其他人，他们貌似在思考，自认为在思考，其实他们早已停止思考，因为他们自信一劳永逸地找到了绝对真理，他们的全部作为不过是为这一绝对真理敲锣打鼓、增光添彩。高先生曾为此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所崇敬的那些大学问家们虽则思维缜密、学识渊博，其实只是习惯了那一特定时空氛围里的畏视塞听，不愿做自由思考。这其中包括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朱光潜、宗白华、傅雷。在他们心里，那个绝对真理就像是固若磐石的锡安山，其他任何思想都不过是流动不住的巴比伦河水。我好奇的是，若干年后，他们是否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是否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傅雷先生当时给这位“问题青年”的回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被证明，就在你眼前。朱光潜先生则指出他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劝他学习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同样是不赞成高先生的观点，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先生的做法则大异其趣。徐先生收下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冒冒失失闯进他办公室的某中学年轻教师高尔泰的手稿，让他过两周来取。当高尔泰第二次登门时，徐先生满脸微笑，问寒问暖，蔼然长者的关爱，让高先生顿生亲近敬佩之情。徐先生在他的《论美》稿件上做了八千多字的批注，并询问高先生有没有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让他一定抽空认真阅读。临别时，他让高先生回去好好看看他的批注，说有问题可以再商量。高先生赞美其文，对徐先生“信念的执着、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和艺术史知识”表示由衷钦佩。他虽感激徐先生的关爱，却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徐先生为此很是伤心。1960年，高先生再度看望徐老夫子时，他已然是一介平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缠绵病榻，未几离世。另一位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冯毅然先生虽持不同观点，却和高先生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交成莫逆。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纯粹学者们高蹈的行事为人方式，至今仍令我激动抃舞，而一旦思及他们凄凉坎坷的生世，总不免慷慨生哀。
比高先生年长五岁的李泽厚先生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相比高先生他有着更加系统和渊博的哲学学问。早年的他同样是锐思进取的学人，对高尔泰的美学观虽持异议，却不予置废。在《论美》被围剿之时，李泽厚著文概括了美学界四种观点，高尔泰的主观论，蔡仪的客观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他自己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颇见襟怀。高先生为此对李泽厚很有好感，并保持联系。但多年之后，李泽厚忽然发声，说五十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只有三种观点的交锋，不存在高尔泰的主观论，且“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高先生说，他“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赵勇先生认为，“高尔泰之所以有再次受伤害之感，是因为他的主观论美学不光是一种学术观点，那里面还浸透着自己的血和泪，悲与痛。抹掉他的观点，就等于抹掉了他的罹难史，他的全部苦难便没有了着落。”我想，这也是他挑战权力，挑战说一不二的学术观，坚决捍卫自己的美学观点的一种责任担当。如赵冬梅教授讨论历史问题时所言，“我们从小被迫背诵的历史课本，几乎都是一些人名、朝代，穿插一些事件，这样的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历史课本给最大数量的人提供了历史知识，但那种说一不二的历史知识，恰恰是最反历史的。”美学研究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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