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文化》这本书出版于1960年，当时的钱穆正担任香港新亚书院的校长，他受邀到台湾讲授“民族与文化”课程，本书就是根据钱穆先生的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全书分为了讲义和讲词两部分。钱穆先生在授课中，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的认知和情感通通倾注在了演讲中。书中，以“民族”和“文化”为主题，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叙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形成、融凝、前途，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阐明了中华民族和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内在原因。让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能更理智地认识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和文化产生强烈的自信心。
——· 关于作者 ·——
钱穆先生，字宾四，后改名为穆。年轻时曾担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高中未毕业的他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知名学府的国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后，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合力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钱穆先生移居台北，继续致力于国学研究。1990年，在台北逝世。
——· 本书金句 ·——
1.像我们中国，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中国文化，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
2.中国古人只此“人”字的一观念里，已轻易地把“民族”和“国家”两个观念消融了。
3.一切社会之形成，在中国人认为有一重要元素，即是“道”。
4.他的封建制度就有一种尊重文化历史的精神在里面，要周人懂得警戒历史上以前的坏处，来接纳历史上以前的好处。
5.中国人认为，真理在我心，在社会，在人类自身。
——· 核心内容 ·——
一、 秦始皇实现“大一统”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民族与文化关系？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和西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便是中国人的“民族观”似乎很淡漠，而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他们对民族的界限划分的是很清楚的。从古到今，中国人都不以血统来作为民族的界限，而是将民族的界限放在文化上。钱穆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而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从这种文化的向内融凝作用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大一统了。
虽然在秦朝中国才实现了大一统，但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对于天下一统的观念就已经产生了。《墨子》中曾有“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说法。在这种文化思想下，民族观念就不会很鲜明，而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意识也就自然萌生了。
如果说，真正从实质上实现大一统的，自然是秦始皇了。我们都知道，秦代统一是靠“远交近攻”的政策，钱穆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在战国时的国家中，如宋国、燕国、楚国，至少也要有800年的历史。而短的，比如从晋国分出的韩、赵、魏三国也有300年的历史，比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还要悠久。但是，近代的殖民文化并没有将这些西方国家融凝成一个民族，惟独秦始皇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大一统，因此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独特之处。秦代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尤其是“行同伦”这一举措，直接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化进行了统一、融合，从而造就了这一片疆土内的同一种文化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中国人。
二、古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人生理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和“社会”这两个词与“民族”一样，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并不认为社会是可以与人分别存在的。在家庭，国家，天下中，最重要的仍然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并没有一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社会是以人的观念来消融了个人和社会对立的观念。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之所以将个人与社会对立，大部分是由于追求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使得家庭、国家和天下和睦相处，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道”指的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中国以“人道”思想发展出来的社会，是一向不大看重为个人谋利的经济问题的。西方人的想法都是向外的，特别看重富与强，而富与强都是外面存在的，也是无止境的，因此西方人的人生理想往往在于不断的追求富强之上。在中国人看来，近代的西方社会是强而不安，富而不足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是向外的，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常常主张“反而求诸己”是向内的。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西方的社会理想是不同的，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大问题，可是衣食住行的问题，不应该妨碍人生的大道。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更多的是求己、求内在的，惟愿自己心安与满足。这才形成了今天可久可大的中国社会。
三、 从文化的发展和配合来看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钱穆先生生活的时代，很多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批判的态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不绝于耳。但在钱穆先生看来，这些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往往是片面放大了传统文化中有缺陷的一面，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因此，在看待文化的高低时，应该放大眼光，把双方放在人类历史的全进程中做一个比较，而不能仅仅在今天的横切面上，看中国的发展不如西方，就完全摒弃中国传统了。
中国人讲孔子，西方人讲耶稣，但实际上，同为思想的教化者，这两人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孔孟往往是板着面孔说话的，教你忠孝、仁义、道德，要求人们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使得中国人为了道德连生命都可以舍弃。但西方的耶稣就不同了，西方人白天做了错事，到教堂或者晚上在自己床前跪下祷告，说我错了，请上帝宽恕我。因此，西方的宗教不是教导和鞭策人，而更像是放人一条生路似的。
中国人则沉浸在这种鞭策式的道德教训中，似乎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束缚，这就需要谈到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了。钱穆先生认为孔孟之书和中国的文化艺术是一张一弛相互为用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同时学习和接受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小在中国式教育的鞭策和激励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自然应该多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追寻人生的宽慰。否则，人生也就会因为只有阳刚而失去了平衡。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越来越浮躁、功利的一种原因吧。
撰稿：悦薇
讲述：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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