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读史专栏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皇帝不玩了，群臣炸毛了，谁来调和呢？这就轮到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了。
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非常的繁杂，非常的沉闷，让人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些细致的描述，无一不在提醒世人，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在于完成什么工作，制定什么计划，而主要变成一些繁文缛节的仪式。
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
但黄仁宇依然认为，申时行有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和事佬，起着调和剂的作用。明朝的官员技术上不先进，但吵架个个都是先进标兵。所以申时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议。他成了调解员，而不是帝国CEO。
申时行能在首辅的位置而不倒，和他的道德洁癖，以及处事技巧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申时行的清廉及处事方式：在明代，许多退休回家的官员都要买田扩宅，采取的方式多是强取豪夺，所以民愤极大。
申时行也想扩展一下房宅，他的邻居是一个做梳子生意的木匠。申时行先同这个邻居商量，但这邻居不买他的帐。有人提议通过官府强买，但申时行不同意。
他想到一个办法：让管家到这家梳子店买了很多梳子，每当有客人来时就赠送一把，并称颂这梳子如何如何好。逐渐，这家梳子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地来买梳子的人络绎不绝。
但生意好带来的问题是店面太小，必须另找一块地方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店主主动找到申时行，请求他买下店面。
就这样，申时行在两三年时间，用他惯用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申时行的的清廉，也说明了他处事方式：用温和的方法达到双赢的目的。
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对他颇多肯定，“申时行用恕道待人”，“有阳刚有阴柔，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
这是说他的平衡术。
但是，申时行是道德楷模，却对帝国无能为力；张居正不是道德楷模，却很好地治理了帝国。
这里能说明黄仁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道德很重要，但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治理社会方面，道德只是底线，而不能是手段，技术才是重要手段。
所以，黄仁宇给申时行的定位是官僚，张居正的定位是政治家。当然，官僚和政治家基本是同一品种，大家都在官场混，先装孙子最后当爷爷。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家首先是有良知和理想的官僚，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官僚是实用主义者，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总之一句话，政治家要能干再能混，官僚要能混再能干。
申时行是顶级的官僚，他老成，做和事佬和稀泥的艺术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可以说，如果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在张居正死后的十年内，张居正的政令会被彻底废除，已经形成的有利于大明的游戏规则会被彻底改变，大明王朝会提前迎接下一个朝代的到来；
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北方边境（山西河北北部）不会有十年的和平。和稀泥不仅仅是调和皇帝和大臣，更是和到了外邦人头上，把大仇人蒙古忽悠成生意伙伴；
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艺术，群臣会激烈反对启用张居正提拔的潘大人去治理黄河（当然也是群臣揣摩上意的结果），也就没有万历年间成功治理黄河的记录。
这些，都让国家受益，万民受益。
一句话，申时行这一章很枯燥沉闷，但又不得不承认，申时行和万历的对话实录、申时行的奏折，以及申时行和百官讲话实录，都很值得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学习到说话的艺术。
还有，正是因为申时行非常洁身自好，所以没谁能抓住他的把柄，否则，张居正倒掉后，作为张居正的得力副手，他不可能登上首辅之位。
换句话说，申时行是传统的好官：有能力，又没道德瑕疵。但一味地强调从道德上处理问题，也是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申时行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申时行强调以德服人，亦以德量人。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这就是黄仁宇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不好的问题，就是过于关注道德，而忽视技术。
于是，这位万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最终陷入道德的泥潭，才57岁，就被迫上疏辞官归乡。
套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申时行或许是最好的内阁首辅，同样也是最坏的内阁首辅。
那有没有人试图提高过大明帝国的技术管理手段？
有的，那就是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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