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申时行任首辅已四年。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任首辅。申时行是个“聪明”人，在处理各类事务时，往往充当着和事佬的身份，抚慰皇帝的同时尽量不得罪文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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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和申时行如同光谱的两个延展端，前者师心自用，不容异己之人，强调以技术治国，大胆改革；而后者正是因为看到前者的悲剧，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谦虚谨慎，坚持以德治国。
以前，在两人中，我更偏向于张居正。因为官员应在其位谋其职，申时行却左右逢源、尸位素餐。
然而，《万历》一书中并未全然否定申时行的所作所为。因为在那时，文官制度已然形成，无尽的争吵正一点点地消耗明朝的元气。
既然无法从技术上消除争吵，申时行只有在道德层面上调节调和，才能将伤害降低到最小。
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改革，换取昙花一现的万历中兴，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申时行采取温和的劝和方式，让整个疲惫不堪的明朝得以休憩。
申时行并非怠倦，他也曾深深悔恨于未能抓住时机让万历重振旗鼓，然而孤立的个体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终究是无力的。
万历十五年，海瑞逝世，李贽削发为僧。
海瑞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为国为民、清廉勤政的父母官形象。
然而，《万历》一书却告诉我仅凭清廉是治不了国的。同理，以道德执政救不了明朝。甚至在那时，清廉的海瑞并没有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反而被人们贴上“古怪”的标签。
和位居首辅的申时行不同，海瑞仅是一个地方官僚，但他和申时行一样幻想着以德治国。他们始终没有明白，个人道德之长，无法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是李贽给与海瑞的评价。
李贽明白评价一位官员，不能仅凭道德的言辞，而应该着眼于其执政的功绩。可惜李贽是一位哲学家，不是政治家。
李贽看到了当下社会制度的弊端，他想挣脱社会宗族礼教的束缚，削发为僧，抨击世人，却仍需依靠他人的救济维持生计，也始终无法割断与宗族社会的联系。
李贽在哲学上的困境正如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他们都想在自己的领域做出革变、有所建树，但终究囿于时代。
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逝世。
戚继光是一代名将，其创立的戚家军在古代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样一位驰骋沙场、英勇无畏的将军，却是孤独的。
自五代以来，古代中国就有重文轻武的思想。到了明朝，这种对武官将领的偏见更是行至顶峰。
戚继光之所以能在重文轻武的不利条件下开辟出一番小天地，是因为他早已看透制度无法改变的本质。他不似海瑞那般固执死板，而是善于赢取和利用当局的信任，甚至为此贪污贿赂。
若是以海瑞的价值观来评判，这无疑是道德上的污点，但在特殊环境下，为了更远大的目标舍弃道德上的坚守，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理应被人理解。
同时，书中解释道，由于明朝军衔实行世荫制，没有形成合理的选拔制度，所以很难再有像戚继光一样可以运筹帷幄的将领。
尽管戚继光拥有征战倭寇等一系列的战绩，但仅凭戚家军一只队伍无法彻底弥补明朝军事上的弊漏。等到支持他的张居正、谭纶等人下台之后，戚继光的辉煌历程也就落下帷幕。
万历十五年发生了太多事情，看似是极为平凡的一年，却预示着明朝逐渐衰落的不争事实。而同年，中国以外的世界正在昂首阔步地迈向大航海时代，近现代中国落后的种子大概就此埋下。
无论是前后不一的万历皇帝、大刀阔斧的张居正、谨慎劝和的申时行还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为了纠正明朝这艘船的航向，都出了各自的努力，虽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但仍然值得铭记。
《万历十五年》通过描写万历年间这几个主要人物的事迹命运告诉我们，明朝亡于党争，亡于过于兴盛的文官制度，亡于文大于武的思想，亡于以德治国而非以法治国......若要真正挽救明朝的命运，需要从下至上的全面改革，孤立个体只能长成灌木而不能形成丛林。
书中黄仁宇所写的一个段落很好地概括了1587年，就以此作为结束吧：
“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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