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总是有这么一个怪圈，做事的难免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因此也承受舆论压力，有时甚至举步维艰，造成没有人愿意做事的局面；然而，不如没有批评，很容易滑入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歧途。往上聚焦，说的是权力运作与监督问题。放眼全社会，则涉及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惯性和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结构。时至今日，做事和批评之间始终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做事的人和批评的人似乎永远是立场相对的两种人。从我们特殊的权力和文化结构的溯源，大概能看出端倪来。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都忌讳老百姓开口批评。民可以使之，不可使知之。那个时候做官的是替皇帝牧民，可见老百姓的地位大致等同与牧民的牲口一般。民不可以始虑，可以享成。从官的角度来看，老百姓是不可以谋事的，只要事成之后，给一点好处，他们自己就不会叫嚷了。但另外一方面，统治者又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虽然可以恐怖的威胁让他们道路以目，但老百姓还是会偷着说，还会编成歌谣传颂，并要跟他们同归于尽。因此，为了江稳固，聪明一些的帝王知道给民一点好处。甚至让他们去主动监督揭发官员。
如唐朝里武则天时，为了鼓励百姓告密，不仅可以免费住驿站，还有车马直送长安，运气好还可以捞个一官半职，那时著名的酷吏来君臣、周兴之徒便是这样起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同样鼓励百姓监督官吏，甚至可以扭送到京城。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老百姓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不知让老百姓真正开口批评政府。统治者希望老百姓是温顺的，不能有思想和辨别能力。自然不希望他们来批评。
因此，能够发出批评声音的都是那些侧身官场的人。在制度的构架上专门设计了监察、监督官员的御史台，让官员们不敢轻易欺瞒皇帝。另一方面，偌大的疆土，帝王一个人不可能看的过来。就像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此怎么辨别良或劣的二千石，就要靠官员们相互的批评，相互揭发，帝王才能了解情况。兵法云：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但是真要是把权力给了将军，帝王晚上只怕睡不踏实。因此王煎率领六十万大军出了咸阳，便不断地向秦始王田地财产，表明自己没有二心，不过志在财货。这个特殊时期，批评对解除帝王的猜忌是有帮助的。我们大致的可以看出，这种设计是出于帝王的统治心术和驭下之道，如李世明所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信，假如臣子们声音一致，没有批评的声音，那帝王则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对于臣子们，帝王很容易分而治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总结了三招: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并运用的如火纯青，出神入化。
因此，围绕在帝王身边，做事派和批评派通常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有的时候关系这民生国计，有的时候无法这些，纯粹是权力斗争。
批评皇帝，本身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有个说法叫做批龙鳞，臣子们把它看作进谏。从著名的比干剖心开始，历史上因为进谏被皇帝杀掉的臣子比比皆是。比较开明的当属唐太宗了，鼓励言官们向自己进谏，但有时候被魏征说的难堪了，回宫也会愤愤地说要杀掉这个田舍翁。因为允许臣子批评自己，言路广开，便有了后面垂拱后世的贞观之治。后来辽金清入住中原，把对自己的批评视作反抗，残酷镇压。到清乾隆时，文字狱仍旧是恐吓天下文人的手段。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在朝堂上议事都会往伦理道德上扯，再加上各派权力的纷争，把事情搞的异常复杂。对于儒家的定位汉宣帝说的很明白，刘家治国的政策，一直是霸道与王道并重，并不依靠简单的靠道德教化。正式所谓的儒家为表，法家为里。基于伦理道德的这些批评，一方面固然能让当权的人做事不敢太过于嚣张。如东汉陈藩李膺为首的清流，严厉批评当官的宦官集团，一度让他们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这种基于道德高地的批评往往很容易混淆视听。因为做事需要全局眼光，需要务实，需要手段谋略，按照儒家的教条伦理去做不可能成事。比如各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和亲、盟约，比如中唐刘晏杨炎的财税改革、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变法等等，都遇到强大的舆论阻力，抬出伦理大旗来，让做事的人很难跨过去。如果皇帝本身不是性格强悍的人，变革很难推行下去。到明清时，物议甚至左右了做事的方向，国家做什么事情批评都是甚嚣尘上，最后弄得做事的人裹足不前，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身在漩涡中的帝王无能为力。言官们可以闻风奏事，有了无限开火权力，这通常成为他们挟持其他官员的利器。所以地方大员每年的碳敬冰敬不敢少不了他们的。官场倾轧，很多人都会买通言官写文章弹劾对方。这些言官很容易左右舆论，成为意见领袖，为士林所宗。比如晚清的张佩纶，便是这样著名的清流领袖，文章写得好，批评地方大员淋漓痛快，也是真到把他放出去做了一方大员，尚未临阵，便望风而走。可见，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评别人不能死节是很容易的，真轮到自己了，嘴巴就没有这么硬了。
因为权力总是在幕后运作，不在局中的人总是很难了解真相，你不知道做事人的夹带了多少私货，你也不知道批评的人裹挟了多少私欲。很多人只是根据伦理道德的表皮来起哄，历史上闹哄哄的君子与小人之争，善与恶之争多是如此。很多凭着一腔热血的年轻士子们脑袋丢了还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
对于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对于无关他们眼前利益的问题，他们懒于关注，也不会叫唤，倒乐得当作热闹来看看。长期以来的权势压迫，使他们形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老百姓大都不具备批评的能力和说话的途径。他们只能寄希望清官来代表他们说话。
时至今日，百姓们也不过是权力争斗的各个抬出来的一个幌子而已。因而权力不希望公开运转程序，更不希望让百姓参与其中指指点点，而各种批评者又夹带了各种各样的私欲和目的，在道德高地下似是而非的批评让我们难辨真假。迷雾重重难以看到真相。
谁在真正地为国计民生而做事，谁在真正的为国计民生而批评，我们很难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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