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

1840年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启蒙”很快成为“救亡”的手段，文化启蒙也仅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没有时间对问卷的重建提出更多的建树。

事实上，直到今天的中国，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理性、科学思维仍然不是讨论社会问题的主流。

中国的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启蒙首先是对中国今天现状的客观、理性的认知，从承认没有答案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整国故，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今天依然闪光的价值。

也只有站在自己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批判性地接纳外来文化，逐步、缓慢地建构社会共识。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仍然是社会、人文领域内逐渐积累可靠共识的唯一有效办法。

——摘自李录《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