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从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往东，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者主导建立的。

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大陆上唯一的例外是西欧和北欧，那边离草原太远，游牧者没法深入进去。

冷兵器时代的游牧者，不仅是战斗力强大，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大于定居者。大清入关之后，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

你可别按照咱们经常看的历史地图来理解大明，表面上看大明的疆域一直覆盖到黑龙江以北，但它维持这个疆域只有很短的时间。并且，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大明只是给当地的土著首领发了个任命状，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全在大明这边。

大明对于东北的实际统治，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的中南部地区。到了明朝后期，帝国疆域更是大幅收缩，大约只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1644年入关，自带了东北和内蒙的庞大领土。到1660年代，最终击败了南明政权的剩余力量，征服了整个中原。

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坚持与大清对抗，到1680年代也被征服了，接下来的历史主要就是跟准噶尔汗国的PK了。

1690年代，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疆域。

1720年代，再一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到1750年代，经过又一次大规模战争，最终灭亡了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纳入帝国。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时期的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这叫故土新归，赐名为“新疆”。

到了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的统治了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帝国，终于全部整合起来了。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接近于明朝末期的四倍。

尽管后来晚清的时候又丢掉了不少，但剩下的领土仍然是明末领土的接近三倍，今天的中国继承的就是大清留下的疆域。

可见在领土意义上，大清曾经为中国攒下了多么厚的家底。你比较一下明朝晚期的地图，和大清地图以及今天的中国地图，就明白了。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是极为复杂，没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

大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汉满蒙回藏这些次级区域，在大清内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区域完全无法替代的作用。

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作为体系的中国，其内部整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里的庞大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都给赎买掉，克服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

再看草原方向。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所以满蒙地区的游牧者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在这里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

只要有满蒙骑兵，就能控制中原。反过来，只要有中原，就能统御满蒙的军事贵族。

满蒙里面的满，那完全就是自己人，“蒙”的内部则很复杂了。比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室当做自己人了。

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

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与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一部分重合，但并不是一回事。

对大清皇上来说，外藩蒙古还是要加以某种控制的，以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重演。

怎么控制呢？这就要看外藩蒙古的战斗力的基础是什么了。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了大规模人口，所以它的战斗力不是靠人多，而是靠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一旦把这个机动性给控制住，外藩蒙古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大清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上一讲说过，俺答汗就推动过这个事情，大清把它继续推向深入。

为啥这个会对大清有帮助呢？不仅仅是因为信了教的人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喊打喊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信徒，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

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寺庙移动不了。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高度的机动性没有了，对大清就不构成威胁了。

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庙胜十万兵”，这是实打实的胜过十万兵。

但是皇上还得想法再对藏区形成一种有效的统治，避免蒙和藏联起手来。怎么做呢？

大清统治者除了皇上和大汗之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

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我是文殊菩萨转世，咱俩级别差不多，这样，皇上凭这身份，对藏传佛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力。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在特殊意义上提供了帝国的精神秩序。

西域地区，则是主导着整个帝国所需要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新疆、尤其是北疆，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

所以，清末重臣左宗棠要收复被中亚冒险家阿古柏所割据的新疆时，就上书朝廷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也就是说，如果新疆没了，蒙古就悬了，如果蒙古没了，那北京可就悬了，大清也就完蛋了。

汉满蒙回藏这些个地方，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它们共同构造了一部作为体系的中国史。

直到大清，才把这些地方全都纳入到同一个帝国之中，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每个亚区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满蒙回藏的人数少，但在帝国内部的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会更高。

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作为体系的中国，到这时才完整地获得其政治统一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前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为这种政治统一性做的准备。

大清帝国的中介性因素

大清帝国的治理技艺之高超，还体现在，它善于寻找到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帝国治理的依靠力量。

比如，台湾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时期，台湾的人口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徙过去的汉人，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

你能猜到大清统治的依靠力量是谁吧？是熟番，熟番就是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为啥帝国一定要找到中介性要素呢？原因在于，中介性的要素有着一种跨界性的身份，它与两边都有相似之处，两边对它都会有所认可。但它与两边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边也都会对它有所排斥。

于是，中介性要素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在朝廷这边来看，中介性要素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对朝廷保持高度忠诚，所以是可信赖的。

而另外两边的任何一边如果反抗朝廷的统治，朝廷都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就更稳定。

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大清治理各个地方的时候都能看到。

比如，在蒙古地区，用皇上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作为满洲与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个大活佛，必须从藏族地区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

还比如，对新疆的统治，在南疆地区，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叫做伯克制。大清允许当地穆斯林都保留过去的着装习惯，也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也就是伯克，干得好了，朝廷赐给他剃头梳辫子的权利。

在内地，梳辫子是义务，到了新疆反倒成了恩典。为了得到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辫子，也就成了当地穆斯林和北京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看，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给联系起来。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而在这样一种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不再是满洲人的皇帝，只要他固守这个身份的话，就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而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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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帝国，有着高超的统治智慧，汉满蒙回藏各个亚区域都被它整合进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体系当中。

古代的中国历史达到了完备状态，作为体系的中国获得了政治统一。

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超级的大一统当中，中国历史走上了一个自我锁死的状态，以至于它为了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便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内在需求，就是要加入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