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标题盛世

张中行有篇文章叫《北大图书馆》，开头略及文章标题。他说文章标题不应过长，如该文，北大指的是「国立北京大学」，非今天的北京大学，而图书馆，则是「我读书时候的图书馆」。若漫不在意文题务短的原则，应作「我在国立北京大学读书时的校图书馆」。幸张先生不生在当世写字过活，不然非得饿死不可。以我们今时的眼光去看，这标题不算很长。每天网上的文章，大长名的多的是。以张先生这篇文章为例，非得改成「好意思说见过图书馆？我来告诉你民国北大图书馆长什么样」不可。

长标题的构成不复杂：情绪渲染，并激发读者好奇。它的语言必须是通俗的，读起来毫不费力，最好意识不到「读」这个行为。形成原因，一则应归功于，以点击率为王的KPI制度盛行；二则是资讯爆炸导致的读者注意力分散后遗症。所以长标题是时代的产物，是卖字人适应市场的行为。

经典作品中很少有长标题的，西方巨著中，好几部简省到以人物命名。《大卫·科波菲尔》、《简·爱》是也。这种文章命名规则在中国文学中很少见，王富贵、刘长云做书名，很非主流，至多某子、某集，乃后人收集的作品。本文开头提到的张中行，倒是爱用人物名字为文名，但也不会到作为书名的地步。经典中只有卡佛是个例外，《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初见以为青春文学。有趣的是，卡佛的文章标题很长，但他的却以行文极简闻名。据说卡君生活落魄，欠债无算，写作时刻担心有人开门进来赶人，不得不倚马而作，七步为诗，简而又简。如果处境优渥，难免不会堕入啰嗦之境。就比如我，改都改不过来。

考之我国古代文学，文章标题的地位是贱之又贱。《论语》《战国策》一类，刚脆就直接就用文章第一句话抽几个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篇文章就叫《学而》。「犀武败，周使周足之秦。」这篇文章就叫《犀武败》。倒是真不废脑子，就是没什么意义。后代文学家发展了一些意义，但务求简约雅训准确的要义。真正对文章标题的重视和字数的放宽，还是得到白话文运动和近代新闻发展起来以后。

对新闻而言，标题是资讯，对传统文章而言，则是总结。前者重于功用，后者重于气韵。当代网络文章的主流标题样式不在二者之列，它其实近于广告。故作震惊、滥用叹号、频繁推送、附会热点，整个套路和街头小贩的吆喝无异。通过广告，把客人拉进店来，至于里面有无名实相副的东西很难说（一般不会有）。所以学校老师教的「扣题」，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实用的。

人们也并非无限度地容忍写作者对长标题的滥用。对标题党的指责，几乎是随着资讯爆发一直到现在的。UC的「震惊体」曾为他们招揽了不少用户，但其臭名最终也影响到了他的整个品牌的价值提升，而不得不进行改变。今日头条借劣质资讯狂揽流量，却也难逃「互联网垃圾场」的恶名。其头条号的「做号者」最疯狂的时候，几乎只写标题不写稿，而坐拥月入数万元的收入。被广泛批评后，今日头条也不得不改变写稿者的收益考核准则，引入收藏、分享数量等更难伪造的评估标准。但这并不能遏制长标题。

我对长标题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则身处这个时代，又值价值观未完全定型的时期，难免受到影响；二则作为偶尔在互联网卖弄并不丰富的文采的人，作文屡遭冷落也不免起旁门左道之心。所幸不以此谋生，又生性惫懒，不好争高下，也稍微能克制一些。但也只是一些。毕竟长标题是真正互联网基因所造就的，互联网的盛世就是长标题的盛世，身处盛世，难怀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