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夏朝的第六位国君帝杼,可能许多朋友的记忆里除了闪出一个斗大的问号,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当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很大程度上一段历史以及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取决于存留史料的数量,可惜的是,尽管文献中有关帝杼的记载分别见于《左传》、《竹书纪年》和《国语》,但都是只言片语,三处文献加起来也不到50个字(相对于之后的夏帝,这还算多的)。在主张“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领域里,可以想见,帝杼确实具备被人们遗忘的理由。
不过,即便如此,当我们审视那些简短的记载时,如果联想到少康、帝杼父子艰难的复国大业,以及之后夏朝势力的稳步扩张,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对于夏朝,帝杼的意义和真实分量,可能完全超越了他的父亲少康,甚至超越了夏启,成为可以直接比肩大禹的重要人物。事实上,先秦的人们似乎正是这样定位帝杼的,因为三处文本的记载里,虽然文词略有差异,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杼能够继承大禹的功业,所以夏人对之施以报祭。
报祭,西周的时候,是五大国祀典礼之一。简单的讲,就是用丰富的祭品报答酬谢做出重大贡献的某个祖先。我们知道,周朝建立前,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因为周人认为翦商大业正是由古公亶父开启的,所以西周建立后,除了追封古公亶父为太王之外,周人还用“报祭”来祭祀这位先人。由古公亶父的例子做对比,你可以看出,帝杼对夏朝的意义显然非同一般。问题在于,帝杼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才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还需回到少康复国的那段历史。
我们之前曾说过,少康虽然掀起了复国运动,也成功地聚集了一批亲夏势力,但他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可能都是夏朝正统的象征。也就是说,少康发挥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性统帅作用,对寒浞的实际攻伐可能是由杼和夏臣伯靡等人进行的。
换而言之,在少康时代,杼最根本的角色就是一名军事统帅,少康去世之后,杼虽然继承了帝位,但他并没有因此忽略他的军事角色,何况严峻的现实也需要他继续带领夏人冲锋陷阵。因为寒浞和寒浞的大儿子浇虽然被消灭了,但寒浞的二儿子殪仍然盘踞在那个叫过的地方。
因此,在帝杼的几项大事中,首先的一条就是灭殪于过,即彻底肃清夏朝的心腹之患。当然,对待此事,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因为在寒浞死后,稍微有些见识的人可能都不会认为殪能够摆脱被消灭的命运,一如秋叶无法抵御凛冽的冬风,雪花无法抵御沸水的消融。所以,尽管帝杼消灭了殪,却并不是值得大肆吹捧的功绩。
其实,真正反应帝杼个人能力和政治远见的是下面的两件事。第一,据说帝杼发明了护甲。第二,灭殪之后,帝杼对后羿和寒浞所属的东夷部开启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可以说,经过帝杼之后连续几代的军事打击,曾经十分强大的东夷部一蹶不振,最终对夏朝表示臣服。据文献记载,在夏朝第九个君主泄时,东夷接受了夏朝的爵命,一直到夏朝灭亡,东夷再也没有了觊觎帝位的可能。当然,东夷力量的消退,自然意味着夏朝力量的扩张。也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但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到了帝杼的儿子帝槐(又叫芬)的时候,夏朝一直打到了东海(东海,是指位于东方的海,可能是今天的渤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经过对东夷持续几代的打击,那个曾经主要位于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以及山东西南的夏朝势力范围在地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种军事上的胜利,除了给夏朝带来巨额财富之外,或许还对政治组织的演进也起到了重大的刺激作用。因为战争的时间和规模可能都很大,所以所俘获的奴隶为数众多,据说帝芬为了处理这些奴隶,发明了所谓的“寰丘”。历史学者解析说,这种寰丘,就是最原始的监狱。
作为暴力辅助的代表,监狱的出现,无疑证明政府组织的演进日益具备国家的形态。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家的定义中,所谓国家的政府,无非是一个阶级利用各种工具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复杂机关。
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说,帝芬之前一直存在战争,一直也会抓到俘虏,但却没有设置监狱。对此,我们应当怎么看呢?是因为之前的俘虏数量稀少呢,还是帝芬时代处理俘虏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呢?比如,之前的俘虏基本都被战后处决(春秋时代,京观制度可能就是这种处决俘虏方式的残留,所谓京观,就是把敌人和俘虏的头割下来堆成人头高台,宣扬胜利,告祭先人,可能也是对战死的士兵祭奠),而此时则变俘虏为奴隶?
两种情形并不矛盾,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正因为俘虏数量巨大,同时对俘虏的处理方式发生了转变,才促使“寰丘”的出现。无论怎样,众多俘虏变成众多奴隶的意义都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和牲畜无异的奴隶可以用来耕作,用来建造国家工程,用来制作手工产品,这对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加速器。因为有了大量奴隶的运用,一部分人会慢慢从劳动领域脱离出来,把主要的精力释放在监督、管理领域,也就是说,从“劳力者”转变为“劳心者”,构成了各种层级的统治人群。
上面主要说的是帝杼的第二个功绩,即对东夷部的大规模战争。但夏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帝杼发明的甲——如果真是他发明的话——可能也贡献了不小的作用。
因为就战争本身而言,我们从夏启的《甘誓》中可以知道,夏启时代是有战车的,此外的武器可能还有矛和弓箭,但如之前所说,东夷部世代最擅长的战争武器就是弓箭,而弓箭是一种远程杀伤性武器,如果没有对人体的防御措施,很可能在“短兵相接”之前,自己的士兵就被射成了筛子。
这样的事例,之后的匈奴人和蒙古人为我们做了极佳的阐释。比如,当那个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带领匈奴骑兵和欧洲长矛步兵军团遭遇之时,不少欧洲士兵根本没机会接近匈奴骑兵,就被匈奴人密集的箭雨射杀了。虽然此时东夷部弓箭的杀伤力可能远不如之后的匈奴和蒙古,但对弓箭的防御无疑也是夏朝军队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当然不知道帝杼发明的甲的防御力如何,但能够减少一部分伤亡应该是一定的,可能对东夷部的心理打击也是沉重的。
无论如何吧,总而言之,我们很可以把帝杼作为夏朝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夏初的政治动荡(从伯益争位、有扈反叛、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不管原因是什么,在政治上,都可以解读为夏启“家天下”制度所引发的强烈政治地震。正是在帝杼时期,这个政治地震才彻底平息下来,之后的夏朝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繁荣道路。看《夏本纪》的记载,这段发展期似乎平稳地持续了六、七代,直到第十三代夏帝孔甲的出现,盛极而衰的夏朝,才由于内部的矛盾滑向了崩溃的深渊。
夏朝帝系:
1.启=2.太康=3.仲康=4.相=5.少康=6.杼=7槐(芬)=8.芒=9泄=10不降=11.扃=12.厪=13.孔甲=14.皋=15.发=16.桀(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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