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朱元璋大传》】
朱元璋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君主，这也体现在他为朱明帝国的法制建设所打上的深刻烙印。
对于一般性的违法行为，朱元璋一直是个轻刑主义者，他向来不主张对民众施以重刑。就在吴元年的八月，他还曾对当时的中书省臣李善长、杨宪等说及“连坐”一事，主张废掉这一过重的刑罚。
洪武四年五月，当时的御史中丞陈宁进言说：“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结果遭到朱皇帝的驳斥，朱元璋指出“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朱元璋坚决反对法家“以杀止杀，刑期无刑”的那一套。
但是朱元璋也反对那种不切实际的“无为而治”，反对纯任教化。有大臣建议说大明可以取法“唐虞三代”，结果朱皇帝指出：“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1】这里的“术”即是法制。
光靠法家那套严刑峻法的霸道是不能维系江山持久的，所以必须借用儒家那一套仁义来装饰，这就是刚性的东西需要柔性的东西来平衡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这种儒表法里的制度模式（秦始皇其实也是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了纯任法家的局限，只是死得仓促，没能完成这种转变，所以留下了“暴君”的顽固形象）。外儒内法、儒法兼资才是西汉以来的治道，所以大明帝国应该有一套自己完备的法律制度。但是，为了屏除落后与野蛮的“元遗风”，以元朝法律的败坏为鉴，明廷于是决定本着“参酌唐宋”的精神，来作为构建“新型的”大明法制的依据。事实上，元朝也并没有一部完备的法典。
就在大明建国之前，朱元璋政府先是颁布了一部《律令》，其中令145条，律285条。此律修于吴元年，不过它的修订只花费了两个月都不到的工夫，可见其粗疏。《律令》基本绕过了宋元，但以宽平的《唐律》为标准，又适当地进行了增减，便颁布实行了。事实上，它也只有充当未来《大明律》草稿的份儿，“尚有轻重失宜”等不足，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产物。
为了解决司法解释的问题，朱元璋政府于是又在《律令》颁布不久颁布了《律令直解》，它可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普法教材或普法教科书。
大明建国之后，修订一部更加完备的法律的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洪武六年，明政府开始编订《大明律》；一直到洪武三十年，才制定出了共计7篇、30卷、460条的完备的《大明律》，并随即颁示天下。
在加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朱元璋非常重视利用法律工具为强化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制度服务。因此，就在这个编订律法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求“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由他亲自裁定，而且还曾数次下诏进行“指示”，以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
起初，他强调“慎刑”、“用宽”的精神，以便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所以《律令》及洪武七年、九年两版的《大明律》，其定罪量刑可谓一部比一部轻。但是，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尤其民众反抗活动的频繁化，朱元璋不得不加重了对谋逆等罪行的处罚，并决定实行法外加刑的重典政策。
实际上，朱元璋的这种重典政策并非只是单纯针对谋逆、贪污等罪，也包括了其他方面，如我们前面提及的所谓“诽谤”，而且不但针对官吏，也同样针对平民。其中还特别规定：“犯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社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民众，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朱元璋还增设了“奸党罪”，严惩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尤其以严刑纠治思想言论，如惩治所谓的“作诗诽谤”【2】，这种文字狱较之北宋的“乌台诗案”又有所加强，但尚不及清代文字狱的规模——但其进行思想专制的本质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中国式专制的钳制思想、压制言论的特色！
历时二十余载的《大明律》终于修成后，为了能贯彻到底，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群臣有稍议更改者，即治其“变乱祖制之罪”。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适应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大明律》还增加了经济立法的比重。另外，诸如军事内容、行政管理、诉讼程序等方面的立法，明律也比唐律更加完备。
可以说，《大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尤其是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其修订完备，不失为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它也可谓是朱元璋一生政治活动的总结，是他“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且清承明制，也等于此明律被使用了五百多年，足见其特别的生命力！
我们一般的中国人，大概都以为中国历史是一部体制不变、相对静止的历史，只不过时不时的有朝代更换的现象而已。其实，从唐律及明律的对比来看，就可以看出许多的不同来。比如，明律中降低官僚们的法律特权地位，而与此相反照的是，普通民众的身份地位却得以提高。此举并非是偶然的，用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话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尽管这本来就是法家所倡导的，即皇帝之下人人平等——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平等！
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律还规定国家的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专属皇帝，有触犯此律者一律严惩不贷。明律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审判权，以加强中央朝廷对司法的控制。
总之，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就都是小问题，只要涉及政治问题就没有小问题。明律还适当放松某些对间接触犯专制统治行为的惩处，比如明律对一般性侵犯皇帝尊严和在祭祀、仪制上亏礼废节的不敬行为的惩处，都较之唐律有所减轻。不过，赋役收入作为君主专制政权的血脉所在，它的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所以为了确保赋税和徭役的来源不被破坏，明律便在立法上严格保护赋役制度。
清末薛允升就曾经指出：明律贯穿着“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原则，“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3】
然而，《大明律》比较官方和正式，还不能让普通百姓都能认真理解，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为了搞好普法宣传，一贯喜欢破天荒的朱元璋于是又做了一件任何皇帝都没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亲自编订《大诰》系列的“案例法”，以作为《大明律》的补充。
前文已经提及，自洪武十八年起，朱元璋先后手订《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四部“案例法”；事例之外，再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这也是朱皇帝的一大发明。除了掩盖其滥施屠戮的罪行外，朱元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鲜活的案例，来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
一个案件，配以相应的判决和处罚，事例生动、有名有姓，读来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更容易民众理解；另一个好处，就是把相关处罚中的酷刑也一一罗列出来，让人读来顿觉毛骨悚然——朱元璋就是要通过这种恐怖主义的法制教育，来达到其令百姓都一心做顺民的最终目的！
为了使得《大诰》的学习能够深入人心，朱元璋还做出类似的一些鼓励规定：凡犯罪者，若是家中收藏有大诰的，就可以将刑罚减轻一等；反之，就要罪加一等。
为了将全民的普法运动推向高潮，朱元璋又特别组织民众到京汇报学习《大诰》的心得，仅仅洪武三十年五月的一天，“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并赐钞遣还”。由此，全国上下成了一片学习《大诰》的海洋，“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这份热情一点不亚于当年全民学习“红宝书”的情形，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专制皇权的无孔不入。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后世也确实根据朱皇帝的一干言论编辑了一部《明太祖宝训》，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锦衣卫肆虐之外，朱元璋还拣起前代君主等人使用过的廷杖之刑，在殿廷之上对一些逆龙鳞的大臣施行体罚，用最直接的暴力强迫臣下顺从自己的意志，并对不顺从者进行威吓。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明律中的刑罚还是朱元璋本人所施行的刑罚，都无不体现着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目的。有“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之称的考底利耶就曾说过：“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4】专制主义是依靠畏惧来统治的，而它的最大弊病之处就在于它严厉的刑罚，而且“专制的恶魔”还往往不受控制。
事实上，无论朱元璋多么殚精竭虑，他的初衷都难免与效果相悖。其将极端专制主义（独裁）的精神渗透到大明的法律法规中，用以指导大明帝国的司法活动——但是其严刑峻法本身，就已经极大地践踏了大明的法制。因为这种刑罚太严酷，其野蛮性大大超过了前代，而又往往造成株连不已、滥杀无辜的现象，以至引起广大民众更多的不满——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所作所为常为世人所诟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诰》条目被列入有关罪名和条例以及在榜文中被重申后，对明初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条目大多属于明律中所没有的新的重刑条款，就不仅大大严密了法网，而且使当时的法律带有“重刑”性质。
绑缚害民官吏赴京系《大诰》中的规定，永乐年间此类事件如此盛行，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诰》峻令仍在发挥作用。不过严刑峻法并不可能持续下去，永乐以后各朝，情况则大不一样。到仁、宣两朝，不仅四编《大诰》，就是《律诰》中所列的《大诰》罪名，均已中止不用。到了明代中叶，连知道《大诰》的人都已经不多了，再后来连《大诰》原文都已经非常罕见了。
孟德斯鸠总结的好：“专制主义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滥用专制主义。”【5】而刑罚过于严酷，又反过来会腐蚀专制主义，以致造成法制的废弛。
【1】《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
【2】《大诰三编·第十一》，关于朱元璋时代被诟病的“表笺之祸”，可见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一文的辨析。
【3】《唐明律合编》
【4】转引自《全球通史》
【5】《论法的精神》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