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NaitōKonan），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可用泰山北斗来形容。谷川道雄把他比作日本的陈寅恪，他的唐宋变革论也常常用来和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相提并论，同样被人质疑不断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根基，更无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类似的理论框架取而代之。只是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主要针对南北朝隋唐时代，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不仅著眼于唐宋之交，更立足于此，论述到了中国千年之后的变化，视野似乎更为宏大。此外，陈氏的学说主要是针对史实进行梳理，为学术而学术，不受政治观点所左右，显得干净而纯粹。相比之下，内藤的学说实用主义色彩过于强烈，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很明显。尽管他曾抨击东京大学将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但他自己的主要历史观点，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依据。不过，大凡带有时代烙印的理论多会随著时事变迁而失去意义，比如当年的儒法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现在已不再被人提起。而内藤的学说却能超越时代，超越国界，为众多学者所继承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影响有增无减，足以证明内藤的不凡之处，很难以“御用文人”等闲视之。
内藤湖南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一生最高学历也就是2年的师范专科生，却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首席讲座教授，开创一代学风，堪称奇迹。陈寅恪曾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并评论说三人之中，以内藤湖南的学养最为深厚。在中国声名赫赫的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对于这样一位汉学宗师级人物，了解其人其史，是很应该的事。
一、内藤湖南其人其史
内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县，本名内藤虎次郎（NaitōTorajirō），字炳卿，自号湖南。关于他的名号，曾经流传著一种说法，说他对一位湖南籍中国留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这说法听来很有趣^_^不过一般认为他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生于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的缘故。此说亦为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所证实。
内藤湖南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儒学。家学渊源，他很小就接触汉学，并能用汉文写作。童年时的家庭熏陶，是他的中国情结产生之始。小学读完之后，他念了两年的秋田师范学院，然后在家乡的小学任教。1887年，21岁的内藤湖南背著父母去东京寻找自己的远大前程，以时事评论起家，很快声誉鹊起，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结交了不少中日名人。1894年，29岁的内藤湖南正式加入日本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报，并担任主笔。这是日本新闻界作为记者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他任此职约有7年之久。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受邀出任京都大学史学教授，专治东洋史，开创京都学派，门下弟子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可以说，内藤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史学教授，他都做得相当出色，堪称该行业的翘楚。
在他20年的记者生涯中，内藤是以时事评论家闻名于世的，与政治关系密切。他曾长期担任松方内阁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健三的秘书。事实上，松方内阁内阁的《内阁政纲》就是他协助高桥起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刚占领台湾时，向来关心时政的他从《朝日新闻》社辞职，专程赴台出任新创刊的《台湾日报》的主笔，并就如何统治台湾写了一系列文章。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应该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实行“王道仁政”，以换取台人归心。一向给人以亲中之感的内藤湖南却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毫不客气地称台湾人就是一群“土人”（内藤原话如此），只有低等种族的趋利避害之心，没有形成国家观念。（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内藤很坦率地说，日本付出伤亡若干，耗费国库数以亿计，如果只是为了这群台湾土人的福祉，日本开疆拓土的意义何在？（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内藤认为，对于台湾人只需要实行全盘日化就可以了，要求他们学日语，风俗习惯完全日化，对于成绩优异的给与奖励，不出十年，必有效果。（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内藤的建议有不少被当局采纳，也确实收效明显。抗战结束后，日本撤离台湾，由国军接手。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本身人大杀外省人，但相约“会日语的不杀”，就是一例。当然，台湾“皇民化”的流毒尚不止此，这里不多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再看他大谈如何热爱中华文化，感觉总有些异样。但“中华”并不等于“中国”。对于内藤湖南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他所倾慕的古代中国，高贵、华丽、典雅，散落在灿若锦绣的六朝辞赋中，凝固在满纸烟云的书法绘画中。那是他用意象搭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和现实中衰败腐朽的晚清帝国并不相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国民信心爆棚，自然会看轻仍在列强威压下屈辱挣扎的中国。内藤也不例外。但他和当时贬斥中国文化、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白鸟库吉等不同，他认为中日文化一体，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华文化而生。他毕生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正是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本源。既然中日同文同源，内藤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对于拯救衰亡中的中华文化负有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他骄傲地宣称：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
这一信念是构筑起内藤精神世界的坚固基石。他的整个史学观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历史的追溯同为双翼，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感觉出他的微言大义吧。事实上，在读内藤的作品时，你几乎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出他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种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骄傲自负、一心以为日本是中华文明拯救者的傲慢心态，弥漫在他的每一行文字中。
因此，不必诧异为何内藤一方面盛赞中华文化，一方面大力鼓吹日本侵华有理。内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中华并不等同于中国。前者是永恒的文化，后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日本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内藤学说的两大支柱：一是文化中心转移论，二是唐宋变革论，都是和他的政治态度相辅相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谈一下他的中日文化同源论。
二、中日文化同源论
内藤湖南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广义的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更接近于“文明”一词。狭义的文化即纯粹的文化，“是以国民全体的知识、道德以及兴趣等为基础而建立的”。（内藤湖南：）衡量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准是文学和艺术，科学哲学尚在其次，经济和财富则完全不能作为依据。精致优雅的文化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取得，并非短时间内就能一蹴而就。故此内藤对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英美文化评价极低，认为英国就是一个靠剥削殖民地起家的暴发户，还不如它的殖民地印度：“假设英国一旦灭亡了，我们来考察它对世界文化有什么贡献，它留给后代什么馈赠时，那不能不说是有很大的疑问。而美国就更不足一说。”据内藤湖南的儿子透露，他最厌恶的就是美国暴力的机械文明。
在内藤看来，文化至大至上，超越于种族和国家。他举例说，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比如鲜卑族和汉族分属不同的种族，但在中华文化的同一作用下，合二为一，无分彼此。这是文化超越于种族之处。朝代会更替，国家会消亡，但优秀的文化却能长存不灭，例如希腊罗马和中国，这是文化超越于国家之处。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历史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陈寅恪的文化血统论。陈氏的论述，反应出他对本民族的理解与身份认同，而内藤湖南则意在为正处于东洋西洋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的日本，探索前进的方向。基于他本人独特的价值原则，他衷心倾慕的正是被日本主流民意鄙夷、甚至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应该砸碎了重铸的中华文化。而内藤湖南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正在闹长毛，闹拳匪，戊戍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北京……可以想象内藤的言论有多么出位。好在内藤足够功力深厚，他逐一反驳了时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种种误解，更在破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每一个观点都可作为课题进一步拓展深化，而彼此相辅相成，层层构建，组成一张逻辑严密而又连绵不绝的大网，这就是至今为日本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内藤体系。
针对当时盛行的中华文化停滞论，内藤称文化的发展就像人类的生命周期，也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各阶段。英美等国开化较晚，其文化正处于青壮年期，国民也表现出青年人的特点，好奇心重，征服欲旺盛，极富冒险精神。而中国、印度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步入老境，自然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了。但在中国的秦汉隋唐时代，也就是中华文明的青壮年期，国民何尝不是四处开疆拓土，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和非凡的创造力呢？所谓现代之于历史长河，不过是千年一瞬。捕捉这一时间段内各民族的差异点，视之为永久的固有特点，动辄称其为“国民性”，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危险的。故此，那些“中国人就是安分顺从的，西洋人就是积极进取的”等论调，可以休矣。
针对疑古派的论点，内藤湖南也有说辞。他认为开化较晚的民族，反而比较容易找到上古时代的记录，就像小孩子身边会有大人告诉他，比如日本身边就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中国，可以从中国的古籍文献中查知日本古代的历史。可是中国的历史那么漫长，古文化遗物和记载必然会遗失很多。“这一不完善的情况，是理所当然之事，宛如儿童不知其幼小时之事一样。”（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遗世而独立，宛如一颗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自在天成，有如一部微型的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顺便提一下，内藤湖南虽然对疑古派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他在古史辨方面的研究仍然颇有成就。在探索中国上古史中，他引入了“加上原则”，即在整合神话传说中，新出现的神仙和传说总会被置于最古远的时代，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其实倒是最晚出现的传说。国人熟知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文化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就像种子发芽，只要有阳光和雨露，树木的种子就能破土而出，成长壮大。中国文化就是最佳范例。另一种则像是做豆腐，必须在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下，原本混沌无序的文明因子才能凝聚成形，产生质的飞跃，例如……日本文化。
“豆浆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围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如果再举一例说明的话，就像孩子天然已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然而要使孩子有真知识、就必须靠先进长辈的教导。”（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在内藤看来，越南、朝鲜、日本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脱胎于中华文化，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旁支。
“中国立国于大陆，有其自发的文化。日本立国于海岛，其文化都假借于外。”内藤湖南这样陈述道。
真是这样吗？和魂与荒魂、神道、清寂、樱花、风吕、铜铎、古镜……难道日本固有的传统还不足以发展成一种独具魅力的岛国文化，必须通过吸收中华文化的养分才能成型？内藤湖南追根溯源，指出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日本上古遗物，处处可见中华文化的痕迹。远在天照大神信仰兴起之前，日本由刀耕火种的绳文时代逐步过渡到弥生时代。以铜铎为代表的青铜器的大量应用，构成了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据内藤考证，铜铎原本是中国商周文物，战国时期传入日本。镜剑玉三神器的传承，则来自于中国汉代。在这些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内藤湖南得出结论，过著原始部落生活的日本土著民族，最终能走出蒙昧状态，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正是“属于周代文化系统的铜铎和代表汉代文化的镜鉴这两种中华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
除了文物的传承，日本伦理观念的形成也得益于中国，包括如今已成为日本核心理念的“忠”和“孝”。如果日本原住民本已具备忠孝观念，只是借用中国的名称，那么必定可以找到汉语输入之前的类似表达法。可是至今没有任何发现。内藤湖南从语言学入手，发现日本上古“忠”的意义是“正义”“亲切”，“孝”的意义是“善行”，并没有臣子对国君、子女对父母的专门用语。“那么当时有没有那样的思想，不是大成问题吗？”
而针对当时流行的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这种理论，内藤毫不客气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爱抬高本国．这突出表现在抬高本国文化这一点上，认为本国文化是自发的。然而，除了极少数历史悠久的古国如埃及、中国、印度之外，自发文化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谬想。打个比喻来说，小孩子一生下来，到了懂事的年龄，长辈的教导就成为他们知识的基础，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等到孩子成人以后，如果他自负他的知识本源，认为他生来就具备识别其他知识的见识，能同化先进长辈的知识，从而发展出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将嘲笑他这种主张是无耻的谰言。”
在看多了某些半岛土著的脑残言论之后，我们有理由对内藤的说法感觉亲切且舒心。他毫不掩饰对古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倾慕，宣称中国的一切他都喜欢，“东洋文化历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类似的语句可以列出很多。在桑原骘藏忙著研究中国的宦官，中国人吃人肉的风俗之际，内藤却在考证中华文化如何从战国起就开始传入还未形成国家观念的日本。他的一些观点，就算中国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些不安。
整个东亚史就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吗？是有汉字文化圈这一说，但是……这么说是不是太自大了一点呢？毕竟，晚清时代的中国就是一副气数已尽的衰样，能这么看的人还真是眼光独到啊。
内藤最劲爆的话是说：从文化上讲，日本就是中国的一个省。日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跟江苏或者山西一样，是十八省之一。估计愤愤说这话都没他那么泰然自若。可是他同时又说，中国人应该果断抛弃“国民的尊严”这种不必要的顾忌体面地做法，齐心协力按照西洋列强的规则与西洋列强共管这个世界，那才是最为幸福的状态。有学者评论说，这真是千古奇观。见过精分的，没见过这么精分的。
意象总是无比丰满，现实总是异常骨感。1899年，34岁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他神往已久的中国。当时戊戍变法刚告失败，朝野上下钳口。民众衣衫褴褛，宛如乞丐。内藤湖南登山临水，不禁意兴萧索，老泪纵横，感慨道：“国家衰旧，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记》）他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会面，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畅谈如何开启民智，俨然以复兴中华的指导老师的身份自居。他的想法简单明了：既然日本和中国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那么年轻而朝气蓬勃的日本是很应该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出一份力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内藤史学中的一大支柱：文化中心转移论。
三、文化中心转移论
据内藤本人陈述，他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是受了清人赵翼“长安地气说”的启发。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唐代的开元、天宝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地气渐渐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由安史之乱发其兆。唐末长安城的焚毁，标志著西北地气已竭。女真、满洲兴起，两度灭亡中原政权，是王气聚结于东北的证明。燕京取代了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地气”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内藤湖南的著述中。他遍游北京京城、郊县、皇陵、长城之后，认为北京“规模宏壮，不愧大帝国之都城”，可是观其郊野，“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民众也无心维护，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局面，已经不是一时的政局得失所能改变的，并且断言，就算之后世易时移，中国也不会再以北京为都城。这个他当然料错了
这里所说的“地气”，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王气”，展现出内藤湖南旧式学者的一面。不过，正如，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转移论”和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仍有不同之处，前者著眼于人文的兴替，而后者只是看重帝业的兴衰。燕京虽然是帝国之都，足称形胜，但还当不起文化中心这个词，起码在内藤看来是这样。
内藤湖南有关“文化中心转移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地势臆说》、《学变臆说》和《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文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重含意：
1.文化中心将随著时势、地势的推移而变动；
2.在不同的时间段，掌握文化的人群阶层、以及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中；
3.文化的传播会产生类似“作用力与反作用”的现象，后起的民族和地区会以不同的方式反过来对原有的文化中心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内藤的主要学术观点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他向来反对“中国文明停滞论”，在《学变臆说》一文中，他重申立场。当时有一种说法，指西洋文明是直线发展的，而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一直是王朝更迭兴盛衰亡，既无进步，也无变革，就像一个首尾相接的圆，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环线循环说”。（这说法现在貌似也很流行。）对此，内藤提出了“天运螺旋形循环说”。这名字听起来很玄，内藤阐述得更玄，扯了一大堆“天运”“循环”“宗教”“进化论”乃至“星雾”和“天体”，很容易让人发晕。简单地说，就是中华文明虽然看似在原地转圈，其实是在螺旋式前进。这是内藤从时间的角度描述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
与之对应，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不是呈直线形的，而是以点及线，向四周辐射，“形成无数支流，缠绕著、螺旋型向前推移”。（内藤湖南：）这涡状星云核心处的人文荟萃之地，就是内藤所说的文化中心。这是内藤从空间的角度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播路径。
“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就在不断地发展、移动、前进。”从上古时代起至战国末为止，文化中心在洛阳。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文化中心随之移动到长安，汉唐发展到极盛。之后由于地理关系和人力作用，“例如开凿大运河，文化中心的移动也受到影响。……南宋以后，中国文化日益往东南发展，近来大致是沿著大运河流域形成文化中心。”（内藤湖南：）运河的两端，北方的燕京为政治中心，南方的江南为文化中心。
这些地方的文化过于成熟时，就会开发以前尚未开发的地区。“过去的文化中心渐趋衰退，而一些文化未开之地却开化起来，有些还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内藤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值江浙文化的全盛时期，而在上古时期，江浙还是蛮夷之地。内藤预言，中国文化的中心还会继续南移，“将来必有广东地方文化全盛的时代。”这个他倒是说中了
“以时为经，以地为纬，在此错综变化中形成的文化史，可谓美丽璀璨。”内藤以这样诗意的预言描绘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周代初期完备礼制，春秋战国时纵横家辈出。汉代文献学、训诂学日益精密，六朝流行清谈和美文。唐代的诗歌，宋代的儒学，明清则是类书编撰及朴学盛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成就，令内藤湖南赞叹不已。难怪儿子会揶揄他：“凡是中国的东西，他都喜欢”了。
除了地势的移动和表现方式的变化，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有一个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移的趋势，即文化越来越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从东汉到唐代，文化历来为门阀士族所占有。唐末士族灭亡，科举寒士掌握了朝政，文化中心随之转移到了士大夫手中。元代异族入侵，不设科举，上层官僚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把持，在野的处士随即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阶层。明清以降，就连市井商贩也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文化阶层的扩大，使得传统学术与艺术、科学彼此影响，渐有交融的趋势。
内藤写到这里，仍觉意犹未尽。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把文化中心移动说放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认为也同样适用：
“希腊的哲人多在埃及、腓尼基学习。罗马的学者和法律制定者多游学于希腊。……由此看来，在文化中心移动的过程中，后起的中心在继承之前文化中心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所损益。前者的特色或有失去，为后者的特色所取代，这都是合乎时宜的。正因为如此，人道与文明的系统才能够万世永存。”
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在这一段论述中，文化中心的移动已经超越了国境，涉及到了异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的问题。内藤在这方面的论述被称为“波动论”，即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会刺激当地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产生对抗力，“犹如水波受到池子四周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作用力越大，受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这是由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决定的。
根据以上论述，内藤简洁清晰地勾勒出了文化传播的三种途径：一是文化自身由内而外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某一地发生的文化，渐渐成长壮大并向四方扩散，宛如投石于池中，涟漪层层荡开，布满整个湖面。二是主体文化成熟之后，必然会对周边野蛮民族产生影响，也会受到对方的相应反弹，产生类似浪拍岸堤的效果。此外，水波有时还会越过堤岸，流向附近的地方，与其它洪流交汇在一起，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震荡与波动。这是文化传播的第三种途径。
中国地处东亚，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与其它大洲的交流，因此文化传播主要遵循前两种途径。本体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新兴种族的互动，相互作用，中国历史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历史现象纵然纷繁复杂，但把握到这一规律，便能在激流之中，仍能清晰地感知到水流的方向。内藤沿著这一思路逐一梳理，提出了他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说。
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阶段，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了封建时代。这是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次尝试。他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此说，当时就遇到了不少反对意见。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郭氏的学说被写进历史教材，广为人知，但在学术界一直反对声不断。几十年过去，中国古史分期由“三论五说”发展到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
然而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流派之一。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也把西方主流史观的“上古、中世、近世”的三段式分期法，传入了日本和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日本先行一步，那珂通世首倡、桑原骘藏继之，运用西方史观写作中国通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细节虽有不同，但都以政治为标准，而这正是内藤湖南所反对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专注于政治军事史。所有的治乱兴衰，都成为后来者最生动鲜活的教科书，以史为鉴，使得统治手段益发精巧，对于民众思想的控制益发严苛，却总是顾此失彼，并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既然如此，以朝代的更迭或政治手段的变革来划分历史阶段，有何意义可言？因此，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来作时代划分，才是最为合理、自然的方法。内藤湖南如是说。
赫赫王朝，终将归于尘土。脉脉书香，才是一个民族不灭的灵魂。以此为依据，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过渡期：
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叶为上古时代。这一阶段可再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中华文化的形成时代，即中国本部华夏民族文化实现一统的时代；后期是中华文化向外部发展,
演变成为所谓东洋史的时代。与传统以秦统一作为上古前期的终结不同，内藤湖南把该民族产生历史自觉的时期作为划分上古史的标准，视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为标志性事件，因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历史觉悟的产生。当一个孩子开始思索自己出生的状况，那就表明他已经长大。
汉武帝之世，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随著汉朝的对外征伐，中华文化自然向周边扩散。西汉从政治上赢得了四周蛮夷的臣服；东汉则从文化上普及于各国。在传播汉字和扩散文化方面，东汉远较西汉更为显著。文化普及的结果同时促进了各民族的觉醒。内藤湖南认为，西汉末期王莽时代的蛮夷叛乱就是各蛮夷逐步产生民族自觉的例证之一。在《后汉书》的蛮夷列传中，基本都有各蛮夷种族起源的记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东亚的历史不再只是中国汉族的历史，而成为各种族共同的历史。中国主体文化既已确立，上古时代也随之而结束。
从东汉后半期到西晋，是从上古时代到中古时代的过渡期，中华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儒学逐步由学术领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名节的崇尚到了内藤所说的“学问中毒”的地步。与此同时周边异族民族意识日渐强烈，势力反侵中原，演变成“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国随即进入中世时代。
中世时代由五胡十六国开始，到唐代中期结束。在异族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完成了痛苦的裂变与再生，胡汉交融的结果诞生了新兴的隋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青壮年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勇于吸纳一切外来事物，如同一个奋发有为的年轻人，对外界充满好奇。隋唐时代，中国对外的影响力达到顶点，东亚文化圈在此时成型。然而基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周边异族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必然水涨船高。
唐末五代是外族势力极盛的时期，也是中古到近世的过渡期。
由宋代开始，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末。宋元为近世的前期，明清为近世的后期。贵族没落，君王独裁，平民地位提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近世史。文学艺术极盛，政治军事却逐渐对民众的吸引力，恰如人到老年，建功立业已不再是心之所系，追求心境的宁静与祥和，厌恶纷争和战斗。进入近世之后中华文化发展到烂熟，但衰亡的种子总是在极盛中播下，这一过于早熟的文明，历时千年，最终催生出了弊病重重的晚清帝国，正如老年人活了太久，终必面临衰亡的一刻。
内藤湖南的这套中毒解读论，或者异族输血论，无疑有他的政治动机。不过他对于唐宋断代的说法确实发人深省，不因时移世易而失去光彩。他以“宋代近世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又称“内藤假说”，是内藤学说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部分，至今仍被欧美学术界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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