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2岁，读初中一年级。
学校在离家十几里路的另一个村庄，平时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同村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结伴而行。至于吃饭都是在学校的大灶上买，用的饭菜票是把家里的麦子拉到学校磨坊换来的。
那个时候的农村，生活并不富裕，大多数学生都只是买点馒头，至于汤和菜，买的人就比较少了，几乎每个人的课桌里都有一瓶咸菜或者农家自制的酱。当然，咸菜也有很多种，其中白萝卜和芥疙瘩居多，也都是自家腌制的，细细的切成丝，拌上辣椒，滴几滴香油，用玻璃瓶满满的装上一瓶，基本上够吃一个星期了。酱则是西瓜黄豆酱居多，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把酱用油再炒一炒，里面放上几粒花生，于是，这几粒花生就成了孩子在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
如果哪个同学带了芝麻盐（把芝麻炒熟了，碾碎，放盐拌匀），就更加了不得了。要知道，芝麻可是个稀罕作物，种植的人家很少，就是有，也要用来卖钱或者留着换点香油调味。带到学校的芝麻盐往往都是用很小的瓶子装着，不足装咸菜的瓶子一半大，可见这东西有多金贵了。
学校里也有小卖铺，都是老师家属开的，除了卖零食文具也卖一些咸菜，辣椒酱，辣糊糊之类的小配菜，一毛钱一份，也不算贵，一顿饭两个馒头，一两毛钱的配菜就够了。当然也有有钱人家的孩子，口袋里常装着三五十元的“巨款”，神气十足的走到校门口的小饭店，切上一盘猪头肉，拌个凉菜，喝瓶饮料（因为不敢喝酒），吃的满嘴流油。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着土地吃饭，加上我和哥哥当时都在上初中，家里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日子自然不宽裕，我也是带着咸菜或者酱去上学的孩子之一。当时的学校食堂根本没人去关心什么卫生和营养，馒头是“健康”的小麦色，经常能够在里面发现黑色的动物排泄物或者焦黄的棉絮，菜也都是最便宜的应季蔬菜，汤多菜少，基本上看不到油花，每天的菜都会放辣椒，因为少了辣椒可能就什么味道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时常觉的自己就是孙少平，但实际上我比孙少平要幸福的多，最起码父母给我的粮票是足够的。
但我很多时候依然吃不饱。
印象里，那个时候所有的老师都爱拖堂，甚至下一节课的铃声响过，老师都站在教室门口了，之前的老师才恋恋不舍的离开。而有那么一段时间，学校大灶的饭总是不够吃，我很想说他是食堂，可那就是一间厨房，一扇门，对面的墙上有两个窗户，放学了，我们就在窗户外面排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打了饭后去宿舍或者教室吃。因为学校的附近还有几个村庄，有很多学生会选择回家吃饭，大灶上的饭就会剩下来一些，校长就训斥做饭的师傅，所谓做饭的师傅就是附近有门道的村民，通过一些“关系”到学校“工作”。那个年代，老师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就连校长说话也不是很注意措词，师傅们被骂急了，每顿饭都只做一半的量，这样就导致每天都有很多孩子买不到饭，我经常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我饿的最严重的一次。中午放学的时候，老师拖堂，我们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没有买到饭，包括我。
下午放学的时候老师又拖堂，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买到饭，还有我。
晚上还有一节晚自习，九点多放学的时候，我已经饥肠辘辘，没什么力气了。当时就想着，明天早上如果还买不到饭，就去找我哥，让我哥给我买（我哥学习好，老师经常会带他们几个成绩好的去老师灶上吃饭）。虽然小卖铺里有方便面，可是舍不得买，一包北京方便面好像要一块二毛钱，我一周的生活费才三块钱。
第二天早上要先上早自习再吃早饭，上早自习之前要先围着操场跑操，不记得是几圈，反正从集合到解散是二十分钟，跑完以后我已经眼冒金星，路都走不稳了。
但是，很不幸，那天早饭我还是没买到。我想去找我哥，却一点力气都没有，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只想躺着，就强撑着往宿舍走。那是个冬天，前几天刚下了一场雪，校园里只有一条直通操场的路是用红砖铺的，其余的地方都是泥土路面，坑坑洼洼，还有很多积水，我穿着妈妈做的手工布棉鞋，一脚踩在水坑里，鞋子都湿透了，却全然不知。摇摇晃晃的走到宿舍，我的床是正对着门的，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回宿舍拿东西的同学把我摇醒了：“都打过预备铃了，你怎么还睡啊？”我又强撑着把自己摇晃到了教室。前面两节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看到老师的嘴在动，却没有声音。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我哥从同学那里知道我几顿饭都没吃了，给我买了一包方便面，中午又给我买了饭，我终于缓过来了。
第二年，哥哥上了高中，爸妈把我转到了一个好一些的学校，我就再没有挨饿了。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对那种饿的天昏地暗、饿到绝望的感觉仍然记忆犹新，而且只要一感觉到饿，就会大脑一片空白，心慌手颤，那应该是对饥饿条件反射一样的恐惧吧。
所以，在这个女人把减肥当做一生的事业的今天，我却时时刻刻以填饱肚子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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