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外父的周年祭日
2007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是外父逝世的日子。外父一生既坎坷又平凡，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豪言壮语，但有着正直、单纯、淡泊的高贵品质。这大概也是他能高寿的原因吧！而今，外父已远行，但在我的心里，他还没有离开，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生活习性，他的做人品质，都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一）
在湖北黄冈市内有一条注入长江的河流，叫巴水。巴水是原黄冈县和浠水县的界河，它从长江入口，蜿蜒而上，宽阔美丽，在其下中游百余里的流域内，孕育了一大批事业熏名、彪炳千秋的历史巨人，如林彪、陈潭秋、李四光、闻一多、熊十力、徐复观、王亚南等；也孕育了无数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普通人，我的外父就是其中之一。
1919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外父生于巴水河畔的浠水县团陂镇团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那个时候，他的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比较好一点的。这使得他在青少年时期，能够断断续续地进学堂读点书。在读小学时因家庭困难，他四次辍学。1935年春，家里生活更困难，为了四弟季贤（即胡季贤，上世纪70—90年代曾任浠水县副县长、县政协主席，是浠水人公认的大才子）能继续上学，他再次辍学回家帮助两个哥哥种田。这一次辍学的时间长达五年。
在辍学的日子里，他一面埋头生产，扶犁倒耙、插秧打要、车水抗旱、编土箢、扎扫帚，样样能干，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一面不放弃学习，有空就看书，就是在田畈里劳动休息时也手不释卷，晚上也总是在大人们睡觉之后，点着油灯，躲在房间里看书。他渴望着有一天能重返校园。
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1940年春等来了机会。一天，他正在田里干活，有个同学从湾前路过（湾前有条过巴水到黄冈县、罗田县的路），说是到罗田县三里畈镇三界园去赶考。得知这一信息后，他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跟着这个同学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初中，比那些在读生的分数考得还高。家里想方设法，多方借贷，凑齐了他的学杂费，成全了他读书的愿望。这一年，他已经21岁了，是个地地道道的大青年，是当今社会读大学的年龄。
21岁上初中，按说是个苦事，可他觉得是个十分快乐的事。高兴之余，他将自己的名字“润贤”改为“乐三”。他曾跟我讲过这次改名字的事，他说“乐三”出自亚圣孟子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由此可见，他当时是处在极大的快乐之中，同时，在这个名字里，也隐含了他的人生志向——将来要当一名教师。
这次上学以后，他再也没有休过学，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取了省立二高（今黄冈中学）、国立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这是所“抗大”式的学校，校长是李先念，目的是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培养基层干部。外父在这所“革大”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英山县做教育工作。不难看出，他的求学之路虽然艰辛，却也成功。
（二）
外父一生的工作经历，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当教师。就在这简单的经历中，他收获了成功和快乐，也饱受了打击和折磨。
1949年，他被分配到英山县全县唯一的一所初中工作。由于长期战乱，当时城关的学校都解散了，学校没有教师，没有学生，校舍都破破烂烂。为迅速恢复上课，他找来几个教师和校工，整理学校，并带着他们翻山越岭，走访村落，终于找来了二十多个学生，办起了初中班。后来的英山一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外父在英山先后在县一中、红山高中、红山教育组、满溪坪初中工作过，在县一中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在英山，他以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而闻名。他学的专业是英语，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各门课程都能教，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我的围棋就是他教的。他对工作满腔热忱，无论是当校领导还是当普通教师，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家眷长时期在浠水团陂老家团溪村，他每年只在暑期和春节回家两次。
他的学生既敬他、畏他，又爱他。他爱生如子，尤其关心贫困生。老学生杜福频回忆说，在五十年代，因家庭贫困，他一度意欲辍学，外父得知后，鼓励他克服困难读下去，并在经济上给予一些资助，还指点他去报考大冶师范，以便能早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五元钱的报名费都是外父给的，杜福平终于考取了大冶师范，后来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在黄石大冶师范学校执教至光荣退休。
外父是英山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材。我没有刻意问过他究竟培养了多少称得上“贤人”的学生，但在同他闲谈时提到一些在黄冈地区小有名气的人时，他常常会补一句，“他是我的学生”。如有次我谈到黄冈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贺仕文在布告上的签名字写得好时，他说是他的学生（注：九十年代以前，印着罪犯判决书的《布告》在大街上到处张贴，上面有中院院长的毛笔签名，非常显眼）；有次跟他谈到罗田县委书记易茂先很幽默时，他说是他的学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英山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却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他在会上作了一次实事求是的发言，结果被划成右派，材料报到市里后，市里不批，说他够不上右派，被打回，但当时学校为了完成右派名额，有人又补充了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再次上报，硬是把他打成右派。对于这段历史，当年同他一起工作的老校工、后来转到公安局工作的程时新老人，每每提及，总是老泪纵横。外父被划为右派后，月薪由九十多元降到六十元，妻儿老小也从英山县城返回老家。在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的同时，在1957年至1961年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他有四位亲人相继病逝，他们是生他养他的父亲、母亲，曾为支持他读书在家勤扒苦做的二哥，以及他当时唯一的四岁儿子。当时，家里考虑到他正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再加上到英山交通不便，都没有跟他报丧，他都是在事后才得知这些亲人已永远离去。外父说过，父母逝世时不能回来抚棺，二哥逝世时不能回来送葬，儿子夭折时不能回来看看，是他一生最大的痛。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带上他们的照片。虽然在1963年，组织上就摘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但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摘帽右派照样没有好日子过。
外父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贡献了英山的教育事业，他也把英山看作是第二故乡，他对英山很有感情，离休回浠水后，曾多次带着外母到英山重游故地，一去就住上十天半月。英山人也没有忘记他，只要他一去，一些老朋友奔走相告：“老胡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接待他，争先恐后地接他去家里住，但他总是没住完就返回了。英山一中搞校庆活动，也把他请了回去。
他的学生也没有忘记他。就是退休后住在老家团陂山里，也有学生辗转来看望他。如上文提到的杜福频，自英山一中毕业后就一直没见到过外父，但他几十年没忘记恩师。他退休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外父在浠水团陂老家安度晚年，于2003年的一天专程从黄石赶到团陂看望外父。听说学生杜福频要来，外父无比兴奋，叫人买了好多菜，还请了两个侄子作陪。这一对久别的师生，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一个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重逢是那样的激动，杜福频见到在门口迎接他的恩师，快步上前，一声“我的恩师啊！”随即双腿一跪，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落泪。
外父从英山退休回老家后，还被团陂高中请去当过几年的英语代课教师。虽然只有微薄的报酬，但他每天步行四五华里羊肠小道，早出晚归，到校教课。他说，代课不是为了钱，给学生上课是他最大的快乐。年高以后，他就全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三）
外父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工作时期，是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为保全自己、表现自己，丧失人格，污陷他人，甚至达到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程度。外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自身遭到污陷的情况下，宁肯自己受辱，也从不做陷害他人的事。有些人自已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随波逐流，外父不是这样的人，在他的眼睛里，依然容不得半点灰尘。比如，在当今的社会里，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家里有一个医疗费可实报实销的人，全家人跟着沾光。外父是享受副县级离休待遇，医疗费可实报实销，有人也跟他说，像你这样的条件可以包全家人看病，他说“那怎么行！”八十岁前，他的身体好，很少就医买药，小病自己掏钱；二十多年中，除他自已外，从没哪个开他的发票买过药，连外母几次住院也都是自己掏钱。有个孩子私用公家的信笺，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骂他公私不分。当我走上领导岗位时，他送我四个字：“清正廉明。”还补上一句：“不要脸的钱莫要。”特别是这后一句，总像警钟一样回荡在我的心底。我在任职期间，能做到慎独、慎欲，永远要感谢外父的这一提醒，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好的精神财富。
外父是一个单纯的人。他的思想里没有复杂的念想，就像矿泉水一样清纯。他一生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比如在前面提到的错划为右派，又比如有人假组织之名，把他从县一中“踢”到乡镇高中，又把他从乡镇高中“踢”到初中，这些他都不放在心里，还认为到哪里都是工作，从不跟人计较。按说，像他这样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县级是不多见的，一生不仅没有重用，而且受到无情的打击，即便有所归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未听他在我们面前有过什么抱怨，他始终乐观地生活着。刚退休回家的几年，到年关时英山教育局还有人来慰问慰问，后来也就不再来了；每年离休老人外出旅游也没他的份，这些他从不计较。我知道，现在有些做领导的就是这样，讲脸的百姓他当作有若无，无赖的百姓他高看三分。我曾提醒他，你越是体谅别人，人家越没你这个人。但他不以为然。在儿女婚事上，他也没有门弟观念，把两个女儿嫁到农民家庭。他有这好的学问，对我做农民的从未上过学的父母却很尊重，他多次跟我说：“听很多人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可惜他走得早，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太短了。”在我看来，外父总是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在他的眼睛里，一切都是美好的。
外父是一个淡泊的人。退休时，英山县打算给他在城关分配一套住房，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回到团陂老家，过着平实的生活。他一生俭朴，不讲吃讲穿，反对奢侈浪费。刚参加工作时用的木箱、脸盆，用了三十年，到退休时还带回来了。工作几十年，脚上穿的不是黄球鞋，就是外母做的布鞋。穿的衣服也很普通，只要干净不破就行，后来，晚辈们给他买点新衣，他也不论贵贱，只要合身就高兴。他虽那么节俭，却从不占人半分。有次到街上买东西，人家多找了五元钱，当时没发现，走了一里多路，一算账多了五元，就毫不犹豫地转身送还给人家。对公家的钱，他也同样节约。八十五岁以后，身体出现了一些老年性疾病，有时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总是叹息：“现在的医疗费真贵呀！”一次，在浠水中医院住了几天院，听说超过了千元，他气冲冲地走了，医护人员说，这老头真好玩，花国家的钱诊病也这么心痛。他也没有外出旅游过，见他这一生都没去过北京，我在北京打工时，请他和外母到北京看看，先是答应了，后又说身体不适，终未成行。外父就这样一辈子不求名利，不求享受，简朴淡泊地过来了，而且以此为乐。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定有着他人看不见的境界。
在外父逝世之时，我本想为他写篇纪念文章，但还是搁了下来。因为在约半年的时间内，母亲、外母和外父相继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悲痛之情无以复加。且在母亲和外母逝世时，我写过几篇文章，每篇都是蘸着泪水写成，写到伤心处还会放声悲号。所以，在外父逝世时，我只跟他撰过一副挽联，写纪念文章的事便搁了下来，我是想让自己伤痛的心有所平复。而今一年过去了，我的心却并没有真正平复，脑海里也还常常会跳出一个念想：“怎么三位老人在一年之内说走就走了呢？”有时还会把这个念想自言自语地说出来，有时还会为这个念想而泪流满面。就在写这篇祭文的日子里，外父还走进过我的梦乡，他依然是那样地鲜活清晰。在外父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无限敬意和深切怀念！
天国里的外父，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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