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是夫子自道，却又不如用在竹林七贤的刘伶身上最合适。因为李白是因大量好诗留其名，而刘伶存世只有一篇不足三百字的《酒徳颂》，与世俗酒后无徳之说正相反，为醉酒正名。因此他的传世留名，多因其醉酒佳话而于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他的失传作品应该不少，但人们为什么对这位醉汉情有独钟而津津乐道，又几乎忽视他的作品的存在，却还把他当作著名文学家呢？刘伶墓至今犹在，却罕有人至，却罕有人知，仿佛刘伶醉卧千年于僻野而不醒：幕天席地刘伶醉，一醉方休竹林里。哪管世人知与不知？访与不访？这才是真心醉者。
韦力先生《觅诗记》有对刘伶的专访，也是寻诗之旅。寻刘伶诗走两条路径，一是现实中的古代诗人相关遗址，许多都是鲜有人寻访的偏僻处，作者实察亲历，开阔视野，尤为难得。二是相并研究资料的搜寻归纳，是学术上的寻诗，于短小篇幅内蒐集重要且对立之代表性观点，博闻广记殊难得。
说到刘伶，不能不说竹七贤山涛向秀。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七贤活动之地山阳即今河南焦作，是北方，不可能有竹林，竹林是取佛典竹林精舍之名，而非实有竹子！一语颠覆了常识！于是查百度皆谓竹林七贤是指竹林下七贤活动，北大教授傅刚先生专著论竹林七贤多有深论新见，但也未否定竹林存在。但说北方无竹似乎不确，北京就广有竹，且有人考证，那时七贤活动地山阳确有竹林存在。但又想陈寅恪先生所论也当不是孤闻武断吧？
但陈寅恪先生原话是如何说的，他的推论又基于何种依据，韦力的《觅诗记》引别家观点皆有引注，却独引陈寅恪先生观点没有出处。显然这样的观点引述不严谨。又想，如若陈寅恪先生观点是正确的，那可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连锁性的颠覆之论，多少论文论著观点要否定啊？于是上百度搜索相关文章，查到一篇与陈寅恪先生就其观点商榷文，但文中引述陈先生观点，只有否定七贤竹林之游以及竹林与佛典有关，而与竹林无关外，通篇不见北方无竹的观点。难道韦力文是由否定不存在竹林之游而引出北方竹林的不存在？若此，那问题就大了！看来要明其是非，还得搜陈先生是否有过北方无竹的说法。
终于搜到一篇“首届竹林七贤与山阳学术研讨会”综述文章，持北方无竹林说的还有一日本学者，他是根据南京出土的墓砖七贤画上的植物来判断，砖画上虽有植物多种，却独无竹子。但也有学者说砖画上还是有几片竹叶的。历史资料本就一团乱麻又浩若烟海，搞历史研究既难也易，似乎多是七分真实三分演义吧？但再好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当时人都说不清的事，千百年后学者再伟大，又岂能说的清？
竹林七贤阮籍的身后似乎并不寂寞，他的墓竟有三座。阮藉曾写下八十首《咏怀诗》，应是魏晋一流大诗人。但我当年给高师学员讲阮籍诗，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惊世骇俗惊为仙人的醉酒轶事，简直称得上一流行为艺术家，可以说，他的醉酒佳话，就是最好的诗。何以酒名大于诗名，而其诗作却不为大众所熟悉？读傅刚先生学术专著似有答案。他认为‘‘遥深’’是阮籍风格，表面放达而内心孤寂并有极深忧思与寄托，因此诗意复杂丰富深刻而更甚于其他诗人，因而难以得其奥堂且共鸣欣赏。也就是说，他的诗是要用一番研读功夫方能得其真滋味的，而陶渊明似乎与他相反，索性不去想那政治与人生大事，专注于田园生活歌吟，也醉酒而有佳话轶事，而诗作却极讨大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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