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早稻育秧和以往任何一年都不相同，谓之“趸秧”，或叫“温室育秧”，和现在用塑料大棚生产蘑菇差不多。大塑料棚里尽是木架子和放着谷芽的木质托盘，一格一格很整齐。棚门口里边平地是一口大铁锅，不停地烧火，将安在灶洞上的大铁锅里的水煮沸，利用蒸汽升温，给谷种的催芽动力就是这不停涌出的蒸汽。我在这里打了一回夜工，心惊胆战地从翻滚了上半个月的大锅上迈过去，看了两回，再也不想多看了：棚里的气味很不好受，一会儿身上就沾糊糊的像发了潮，一进去人就闷得慌，门口还有一块麻袋片帘门挂着嘛，又没窗户，缺氧。真亏了多寿因是技术员，从开始到结束像孝子守灵一样除了吃饭上厕所不曾离开一步，当然跟大灶连在一起的小屋里放了一张床的。本来他脸色就不好，黄肿黄肿的，这一下来黄里泛白甚是可怕。一天不知为了何事，大约是他那嘴总爱跟队长汇报别人什么吧，金魁兄弟俩见他从温室里出来就拦住他要打，金魁指着他的鼻梁吼道：“鬼色！看你肝水都到出来了，哪里经得起我一打呢！”他无言以对，毫无表情地溜走了。他个子很高但瘦瘦的像麻杆，还有些驼背，的确不是敌手。也活该，他还总小瞧我们家呢。
秧苗才寸把高，还寒气逼人，就要插秧，比往年提前了半个多月。赤脚下水田，冻得发痛。同时还搞什么“磷肥淹蔸”，插秧时身边还带个脸盘，每插一蔸都蘸一下磷肥，慢得令人心焦。不知这是谁的发明。只要干部不在附近转悠，大家也不循规蹈矩了。这么个搞法，结果产量比往年还下降了两成，很多秧苗被冻死掉了，也可是被磷肥烧死了，温室里出来的秧苗太嫩。劳民伤财，这温室育秧光烧柴就烧了好几千斤。
正插早稻秧时，蹲点干部王玉昌把他供销社的几十个职工开到我们村支援，叫我办个黑板报。会计给我送来了白纸笔墨。我那早已遗忘了的写作热情又被唤醒了一下，我几乎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办好了。处于大黑板中心位置是一首题为《欢迎》的诗歌：“欢迎欢迎，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战友，合作社的同志们！你们的岗位不仅在三尺柜台，紧急时，还想到了农友乡亲；你们在商店里热情服务，今日泥田里也是欢笑盈盈，，，”
合作社的文化人不用说很多，他们从田畈归来经过仓库门前，看到这黑板报，停下来围着兴味十足地看。“好好好！写得有味！”“是小汪写的吧？”“肯定。”刚好六爷家的读小学的小儿子在旁边玩，他叫道：“不怕丑，是我明善哥写的！”这些，都是我妈妈转告给我的，大概是真的。最后我又应领导之约出了两期，虽然我兴味不浓，但还是写得不差。有些至今还有印象呢。其中有一首打油诗是这么写的：“长江水呀波推波，共同战斗英雄多。百零八将齐上阵，哪有阵地攻不破！”我的笔杆子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在大队干部那里有了数，出了名。
插完了秧，我和各小队的排长被安排跟着大队连长龚大头去十多里外的那里护堤坝。这龚大头能说会道，非常幽默，又会讲故事，晚上他把《今古奇观》上的故事添油加醋讲得分外有味，这十多天无异于参加了一场文化学习。
不管我碰到好人也好，坏人也好，那也只不过引起我一时的心情不同罢了，都不能对我的现状以至命运起多大作用。总体上讲，我没有一丝欢乐可言，什么排长，什么文才，什么女人的青睐，在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每天24小时除了睡着了，其他时间没有一分钟不感到呼吸的窘迫，人活得真是乏味了。我很担心我很好的外貌迟早会被这胸闷病毁掉。总记得我跟连长挑坝回来后的某天，去镇上从马家村的田畈间的大路上经过，远远的几个全大队最漂亮的姑娘从田里那边齐着嗓子向我高喊：“何排长！我们喜欢你！”我惊讶地转过脸去，她们早已嘻笑成一团了。我绝不相信她们这是搞恶作剧，在笑话我。那几个大美女我都认识，比我年龄大些，她们这么喊一下有开个玩笑的味道，她们喜欢我这个大男孩而已，我还没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她们挺喜欢我这个长得挺清秀的小弟弟。
又来了一件好事。有一天接到通知，我从烂泥田里爬起来，和大队书记一道去青竹山大队参加区委组织的一个什么会议，要带被子，要开好几天会。与会者除了带队的书记以外都是各大队会摇点笔杆子的人，我们才是会议的主角。看来我在大队书记的心目中真的有数了。
主会场就设在青竹山大队礼堂里。主席台上拉着大横幅：“清河区第二届政治宣传工作会议”。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们来开什么会。主席台上的那个主持人叫胡亮星，我读高中时就早闻其名，据说他发表过小说，才子。他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雪白略略清瘦的面庞，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一天我没事瞎逛，窜到一家去，几个青年正准备打扑克，他们的长相在那得体的衣着的衬托下，好漂亮，都是大美男，这简直是美男的集会。他们中有个人笑着问我来一个不，这人就是那个胡亮星。他们显然都是干部，有正规工作，我还不过是乡下的小毛孩，有点自惭形秽呢，我当然不会接受邀请，何况我还胸闷。记得他们一边打牌一边耻笑区委大院里某某干部如何如何愚蠢：上面搞什么活动每次分给他的纪念品，好毛巾呀好笔好本子啊，一概不要或交公，最后不还是好了别人，他还不知道。
会议开得很懒散，集中也好，分组也好，动不动先点人唱歌，有人也确实唱得好。终于有一天会议回到了正题。安排了好几个人介绍自己的写新闻报导和文学创作的经验。只有一个发言人印象深刻，这人嘴巴有点翘，满口金牙，特别能扯。他讲了一大套所谓的经验，如一稿多投乃命中率必高；门径之二，每逢节日必提前许多天发稿，否则等你寄去人家早发表了，赶马后屁没用。至于你的报道真实与否，只要不反动，有新意，假就假点，发表不就完了，人家不会来查你的，你放心太胆地写就是了。他是搞了几曲小戏的，笔呀本呀多得用不完。
不晓得是为了提一提大家的兴趣不，他讲到汤河区某青年某年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写了三年，最后让其读老书的父亲用毛笔一一誊正，寄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中了！电影制片厂拍来电报说马上采用，要作者前去与他人共同导演这部即将开拍的电影。这青年有严重肺病，这一下高兴过度，“心血来潮”～讲演者称大咯血为“心血来潮”，当即死去。他提醒我们可不要“心血来潮”。后面怎么他又扯起什么公猪配种来，不知所云。
这人不知是姓卢还是姓陆，之后上县经常看到他，除了他那有点特别的嘴以外，还有那理得平平的头顶，抬得老高的脖子，硬梆梆腰，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估计他经常去县文化馆或去投稿。
过了10年，才知道他是八里铺村小学校长，姓卢，叫卢旺财，他家住县城脚下。
开会回来后，我立即去买了好几个学生用的数学练习本，因为这个便宜，3分钱一本，上好的信笺纸我是没这奢求的。心想只要我文章好就行。当夜我就写了一篇类似于小说一样的东西。接着几天晚上边改边抄了4，5份，最后按人家介绍的一稿多投的经验，全部寄出去。
我太厌倦反复抄写这活儿，从第二篇起，我就只向省办文学刋物《大地》投稿，人就觉得轻松多了。退了又写，写了又退，但大多数稿子编辑都亲笔给我写了回信。有一回退稿的信封异常的大，原来里面夹了一本《大地》新版期刊。一看《大地》里的文章我自愧得脸发烧，人家的故事构思得多么的精妙。特别是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片段，我简直只有五体投地丶望洋兴叹的份！
之后一连上个月没再提笔，把那本《大地》翻来复去地看，还是把握不住人家能够发表出来的要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不满17岁，连生活常识都不懂，凭什么写小说，确实不切实际，纯是妄想；当时我没有这自知之明，还以为多写就行，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主要是眼前的生活无望，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在写作能找到一点出路，别的路都堵死了。在田里干到死也还是农民，被推荐当工人丶上大学，在我那简直是做白日梦。于是慢慢又捡起笔来，一想到《大地》丶《李自成》人又恍惚起来，我哪有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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