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漂亮50”年代的见证者、参与者，
霍华德·马克思冷眼旁观，
巴菲特主动退场，
约翰·涅夫饱受折磨，
索罗斯赚得盆满钵满，
约翰·邓普顿另辟蹊径做全球化投资。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这些投资大师在“漂亮50”浪潮中的理性分析和独立思考，针对眼下的中国“漂亮50”热，相信聪明的投资者会有自己的解读。
1968年，霍华德•马克思22岁，刚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加入花旗银行投资研究部门。当时花旗正大量投资“漂亮50”股票：即美国最好、增长最快的50家公司的股票。当时这50家公司包括: 施乐、IBM、柯达、宝利来、默克、德事隆以及可口可乐。
当时官方论调是，如果你买了一支好股票，不要在乎用多高的价格。鉴于这些公司的增长率，80或90的市盈率似乎也合理。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股票却没有成为人们所期望的提款机，所有热潮终究会降温。
事实证明，买入价非常重要，80-90倍的市盈率也过高。
1973年，曾经的“漂亮50”，“一个跟着一个被抓出来枪毙”，拥有这些股票的人损失了90%的资金。
投资者受了教训，雅芳股价半年内被腰斩，显赫一时的柯达、宝丽来和施乐等大企业，也落得破产或急需转型的下场。
在“漂亮50”年代，初出茅庐的霍华德•马克思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从这场狂欢中看到，“漂亮50”曾是一些整体不错的公司,
但一种投资理念变得过于流行，最终资产的价格会被抬升至危险的水平。
追随在某个时间点流行的趋势，可能会导致投资者走在一条舒适但方向错误的道路上。
成功的投资者往往是孤独的。
1969年，巴菲特39岁，致电合伙人称，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找不到任何可投资的品种，解散了旗下的有限合伙基金。
“股市的这种投资局面让我无所适从，
我也不想去玩一种自己根本不懂的游戏，
这有可能让自己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都毁于一旦，
我不如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宜。”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都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巴菲特在“漂亮50”以外寻找价值洼地，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股票。到1972 年，伯克希尔· 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有价值1. 01 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其中只有1700 万美元是股票投资。
1973 年，“漂亮50”的泡沫开始破灭，一度曾突破1 000 点的道琼斯指数，又回落到950 点以下。股票经纪公司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师们纷纷卷铺盖回家，那些在1969 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蒸发了一半。
股市陷入低谷，巴菲特却像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驹，充满了活力。通过一次次的热身，他又回到了股票圈，逆势大量扫货。
在“漂亮50”年代，巴菲特选择做一名“退场者”，保全自己的声誉。
《巴菲特传》中写到，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盲目预测，
尤其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期来买卖股票。
他更愿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盈利前景，
依靠自己的逻辑思维做出判断。
如果某人能‘预测’股市的行情走势，
就好比他能预测到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
会朝哪个方向飞走，
那毕竟是一种猜测，
而非理性分析。”
1972年，约翰·涅夫41岁，温莎基金面临生存危机。
市场对“漂亮50”有着贪得无厌的好胃口，而约翰涅夫对其公然藐视、嗤之以鼻，并一意孤行要走自己的路。
他投资了一些低知名度成长股、慢速成长股以及周期股，在快速获利年代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里，他是明显的落后者。
从1971-1973年，温莎的业绩累计落后于基准26个百分点，在某些观察家眼中，温莎已完全和市场脱节。但约翰涅夫说，“温莎并没有和市场脱节，而是市场和现实脱节了。”
1974年，“漂亮50”彻底崩溃，市场并没有立即恢复理智，人们闭眼抛售市场上能看见的一切股票。约翰涅夫持有的股票，也没有逃过被抛弃的厄运，但在接下来的三年（1974-1976）中，温莎的涨幅还是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63个百分点，一举补足了以前的损失，还多出大量盈余。
当这一切结束时，约翰涅夫说，
“漂亮50现象给股市上了一堂苦涩的课，
让投资者知道，
过分信仰偶像级成长股将造成多大的痛苦和危害。
再见，漂亮50。
除了那些没头脑的赌徒之外，
你的时代的离去，
对所有人而言都预示着更好的明天。
因为，蓝筹倒台，
长久以来在其阴影下的其他地方就阳光普照，
被埋没的和应该得到奖赏的股票，
将重见天日。”
1969年，索罗斯39岁，用自己的25万美元创立了对冲基金—— “双鹰基金”（DoubleEagle Fund）。
在“漂亮50”年代，很多人认为做空是不爱国的，“你怎么能赌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呢？你难道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没有信心吗？别人已经很不幸了，你还趁火打劫？”
索罗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甚至承认，对于做空，自己有一种“邪恶的快乐”。他喜欢卖空机构青睐的股票，和几个大机构下相反的赌注。
1973年和1974年，“漂亮50”泡沫破灭，大机构沮丧地看着，自己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半的时候，索罗斯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自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股票价值几乎上涨了3倍，期间的每一年，索罗斯基金都呈现正增长。而相比之下，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4%。
1975年，索罗斯为了做空“漂亮50”的代表股票——雅芳，以120美元的市价，借出10000股雅芳股票，接着股价大幅下跌，两年后，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价买回了10000股，净赚100万美元。索罗斯解释自己做空雅芳的逻辑，是因为他在雅芳赢利下降之前就觉察到了，人口老龄化将意味着化妆品行业销售收入减少。
在“漂亮50”年代，索罗斯可能是华尔街赢的最漂亮的人。他对股市中的“金子”有着高度敏感，选择逆势而行，成为一名“做空者”。
1979年，索罗斯将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
以纪念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索罗斯认为，“市场也总处于不确定和不断变动的状态中。如果不去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而在出乎意料的事上下注，就有可能赚钱。”
1968年，邓普顿56岁，卖掉了自己旗下的咨询和其他投资业务，带着邓普顿增长基金，从喧闹匆忙的华尔街搬到了巴哈马群岛。
一直到最后寿终正寝，在巴哈马群岛生活的40年间，邓普顿利用最少量的资源（分心也是最小化的），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沙滩上浏览研究报告的评论，寻找他认为便宜的股票。
“在海滩上思考并完成工作的时光非常美好，有趣的是，这时创造的共同基金总收益还更多。在沙滩上大海环绕的环境下工作，能够帮助我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华尔街一窝蜂扑向“漂亮50”时，邓普顿对全球化多样化投资的兴趣日渐增长。
他在1967年的致股东信中提到，基金投资最大的12只股票中，有两只来自荷兰的公司（飞利浦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还有日本、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公司各一家。除了加拿大政府债券外，基金持有最多的是资生堂，一家日本化妆品公司的股票。
邓普顿重仓不为人注意的日本股市，除了这些股票本身便宜外，还因为他认为此时的美国股市已明显被过分高估。
20世纪70年代，邓普顿作为逆向投资者的名声得以确立，他一直认为，实现最佳收益最可靠的方法，是专注于寻找廉价股票，无论是在哪儿发现的，也无关当时的市场潮流或市场情绪。“如果你想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收益记录，你必须和股票分析师们做的不同。”
1972年，邓普顿增长基金出人意料地赚取了68%的收益，这是其在全球股市周期中最高的一次，这要归功于邓普顿另辟蹊径的全球化多样化投资。
尽管如此，1973年可怕的熊市中，邓普顿增长基金的净资产价值，还是下跌了9.9%，1974年又跌去12.1%,邓普顿管理的所有基金总值还剩不到1300万美元，这只是其30年后建造出的总值900亿美元庞大帝国的很小一点。
邓普顿的亏损与当时主要市场指数下挫的幅度相比，已经小了很多。可是，这并不足以让有些投资者或媒体知足，许多人和现在一样关注于更短期限内的基金表现，邓普顿不止一次因其基金相对蹩脚的业绩受到指责。
比如1971-1975这五年间（包括1975年），他3/5的时间都跑输市场，1980年中期也是一样。这种时候有些投资者会开始质疑，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魔力。
但是后见之明告诉我们：这正是将资金投入基金的最佳时机，因为该基金在之后创造了一段最辉煌的时期。“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
《约翰·邓普顿的投资之道》中提到一句老话，
“投资就像运动一样，
胜败是一时的，
风格是永久的。”
本文来源：聪明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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