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崔合美
1、笑解“湘君”、“湘夫人”
传说舜帝巡视南方，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从北方追来，追至湘江，得知舜死的噩耗，望南痛哭，最后投水而死。他们伤心的泪珠，洒在洞庭湖中的君山的竹茎上，洒在湖南宁远九嶷山里的竹枝上，凝成泪痕，便成斑竹，又叫泪竹、湘妃竹。
晋朝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中如此介绍：“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
《述异记》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室，望帝台。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相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文为之斑斑然。”
这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是两个崇尚爱情的女人。
这是两个让文人神魂动荡的女人。
遭到谗毁而长期流放的屈原，在凄风苦雨的飘泊日子里，在忧馋畏讥的心境中，依然怀着美丽的想象，写了《离骚》，写了《湘君》，写了《湘夫人》，倾泻对这两个女人的仰慕和赞美。
唐朝那位擅发奇想的诗人李贺，遥在长安，远眺潇湘，一再吟诵这两个女人：“九节菖蒲石上死，湘神弹琴迎帝子”，“水弄湘娥佩，竹啼山露月”……
三国那位七步吟诗的才子曹植，不但爱慕洛神，也向往这两个女人，禁不住“感广汉兮羡游女，扬激楚兮咏湘娥”。
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好不容易才从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还来不及回九江与妻儿团聚，刚到洞庭湖就浮想联翩：“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本就风流蕴藉，在贬官下放时还有闲心听娼女弹琵琶，洒下同情泪水，染湿官服青衫，对这两个女人也满怀同情：“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
还有庾信、岑参、黄滔等人，都曾为这两个女人梦牵魂绕。
这是两个什么模样的女人，竟惹得这如许骚客骚动？
我一步跨过清朝、明朝、宋朝、唐朝，追到汉朝宫阙，找太史公司马迁探问。
正在写《史记》的司马迁走放下笔，擦了擦昏花老眼，叹息着告诉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
那两个女人呢？
司马迁神秘地一笑，哑然无语。
他不肯说话，我便多疑起来。
我相信肯定有这么两个女人。否则，那许多名士不会动心动情费神费笔墨。凡是文人骚客反复吟哦的女人，大多真有其人，如王昭君，如张盼盼，如李师师，如陈圆圆……
只是这两个女人，真是尧的女儿吗？
我以为未必。如果真是尧的女儿，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她们“追”和“哭”的动人故事记下来呢？看来，他很明白，述史要真实，不能胡编乱造，不能把没有的事记下来。
依司马迁所言，舜是六十一岁“践帝位”的，死时已是整整一百岁（《纲鉴易知录》为一百一十岁）。就算按古代女子大多十四岁就出嫁，而且是在尧死那年才出嫁，两个女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有五十六岁了，像马王堆出土的那位女人一般苍老了。年近六十的老女人，在水远山荒的古代，无车无马，就靠一双脚，能追千百里野径穷途？
何况，《五帝本纪》又云：“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由此推算，二女至少七十岁了！
正因为太老了，连绝经期都早过了，所以舜帝才不肯带她俩南巡，即是真是尧的女儿的话。身边带两个老掉牙的女人，有什么趣味雅兴？
还有人甚至怀疑是否真有这两个女人。
《纲鉴易知录》载：“金履祥曰：‘尧、舜俱出于黄帝，则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渎姓乱序无别已乎？世系之传，《史记》之失考也。’”
那么，这两个大哭殉情的女人又是什么人呢？
我猜这为爱追寻，为爱而死的两个女人，不是尧的女儿，而是舜在南巡途经湖南时爱上的两个女人，哪怕是在“洗脚城”、“按摩店”邂逅而一见钟情的女人。
或许，正因为是湘女，人们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便尊敬的称之为“湘君”、“湘夫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有“湘女多情”之词流传至今，享誉全国！
不过，一想到两个风姿绰约年轻娇美的女人，为了一个一百岁的老头泪尽而死，又有些心酸。
或许，这两个女人是“老夫配少妻”，而且是追一个一百岁的老头，遭到人们嘲笑，在舜死后，只好伤心的投水而死。
或许，这两个女人与舜帝的爱情，在湖南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或许这两个女人就是“路边店”里那样的低贱女人，不能引以为荣，所以，尽管文人们一再颂扬，甚至视为“湘水之神”，湖南人却一直不很重视，没把她们捧上神坛，象敬关公般礼敬，以至现在连庙也找不到。而湘江岸边的麓山寺和陶公庙的香火至今缭绕不绝，关羽“捞刀”之河流淌千年，屈原投江的故事代代传诵！
自古至今，都没有关于这两个女人的详细介绍。我如此注解，算不上查有实处的正解，亦非谤毁的曲解，且当笑话，是为笑解。
注：原文中缺失的字，我用蓝色字补足。
2、零陵真不应改名
零陵又改为永州了！
地处湖南的这块地方，一会儿叫零陵，一会儿永州，几千年里，已经搞过几回了。虽然自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便废零陵郡而并入永州，且千多年来多属永州府，但我以为，还是称零陵为好。
中国人尊重老人，也尊重历史，老物品，老书籍，老品牌，老掉牙的东西，都视为古董，视为文物而倍加珍爱。
老地名应属无形文物加以爱护。
如果长沙没有了“长沙”这个名字，没有了“营盘街”、“定王台”、“朱张渡”等这些古地名，是绝难成为文化名城的。
“零陵”的产生比“永州”早得多！
不只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设置了零陵郡。
显然，“零陵”比“永州”早生了近七百年，多了七百年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零陵这个名字是为纪念中华民族一位伟大先人而取的。
这位先人老祖宗，就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帝。
《史记·五帝本记》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
从上面的文字看出，舜是在五十岁由尧选拔到中央当接班人的，由以尧为代表的中央培养了十一年，约相当于我们现在两次党代表大会时间，在六十一岁当上中央领导人的。他一直当了三十九年中央领导人，一百岁时巡视南方，死在广西苍梧的野外，葬于湖南的九嶷山。因舜是一百岁去世的，陵墓未叫“百岁陵”，而叫“零陵”。
可见“零陵”之名，至少已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了，那时还根本没有“北京”、“西安”、“长沙”这些“文化名城”的名字呢！
陕西“黄陵”，湖南的“炎陵”，还有这个“零陵”，是中国远古“三皇五帝”留下的珍贵遗产。更重要的是，“黄陵”、“炎陵”是后来才取的名字，而“零陵”是当时就取的名字！
它们，粘着岁月的青苔，却显出历史的厚重，显出文化的悠久，显出祖先的荣耀。
纪念黄帝的“黄陵”一直没有为了故弄玄虚凑热闹而改名，即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敢于“改天换地”的红卫兵也没能将其改名，无知无畏的他们也晓得敬重老祖宗。
聪颖的人们甚至把纪念炎帝的“酃”县，改成明白易了的“炎陵”。
可是，本是纪念舜帝的“零陵”却要改为“永州”！
这一改，显出有些人不很珍惜历史，不很懂得崇敬老人，不很珍重历史文化。
“零陵”不是秦桧墓，不会让人有“愧到坟前耻姓秦”的羞愧。
“零陵”埋葬的是一位备受敬重的先贤。
是比“砸四旧”的红卫兵还无知也无畏胆大么？
割断撕裂历史，毁弃古代圣贤，愚蠢至极！
写到这里，我还想纠正一点谬误。
《史记》分明写明白，舜是“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很显然，苍梧与九嶷不是一个地方。
可是，许多典籍，包括《辞源》，把舜的“崩”和“葬”都混为湖南宁远县境内的九嶷山，将“崩于苍梧之野”述为“葬于苍梧之野”，是一种混淆，应予澄清。
《读史方舆纪要·梧州府》介绍，汉代即设有苍梧郡，隋灭陈，废郡改苍梧县，历代相传，明清均为梧州府治所。现在的苍梧县，地处梧州市西南，现与宁远均有公路相通，相距约三百公里。
梧州，苍梧，均在西江河谷边，附近有大片冲积平原，可佐“苍梧之野”之证。
因此，应该澄清，舜是死在广西苍梧或梧州的原野中。
为什么死的呢？
苍梧古为蛮夷之地，盛行疟疾、瘴气，舜当是染病而亡。
为什么又葬在九嶷呢？
中国自古即有落叶归根之说，且贵为天子，一定会安排运回京城隆重安葬，就如秦始皇，巡视途中死在他乡沙丘（今河北广宗附近），犹秘密运回长安葬于骊山。可是，返回中原的路途太遥远了，或许正逢炎夏，运了几百里，到达宁远九嶷山下，尸体已严重腐臭，不便继续北返中原，而当时那里没有宁远、道县、永州等地名或官府治所，便有“葬于江南九嶷”这种语焉不详的记载。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舜帝南巡到广西梧州（或苍梧），在那里得病死了，遗体在运返中原途中，因故埋葬在湖南宁远九嶷山，因死恰值一百岁，故陵墓称为零陵。
我很奇怪，千百年来，梧州（或苍梧）没有人注意这“苍梧”二字。
现在很多人在“争”——湖南绥宁、新宁、沅陵与贵州桐梓争“夜郎国”；湖南耒阳与平江争杜甫墓，甚至有人争潘金莲、西门庆的家乡。“争”是为了荣耀。可是，梧州（或是苍梧）人为什么对此一直置若罔闻呢？
3、周朝的胎教
胎教是时下的时髦名词。
因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只准生一个孩子，国人都盼优生优育，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胎教”便逢其时。
胎教，指的是孕妇在怀孕期间，对在腹中的胎儿进行教育。
许多人以为，胎教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或是从外国进口的新发明，其实，胎教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大约距今三千来年前的周朝就有胎教，周文王还没出生时就接受过母亲的胎教。
周文王的祖先是后稷，姓姬，名昌，号西伯，是商纣王时代的主要诸侯，与九侯、鄂侯并为三公，创建周朝的武王姬发便是他的儿子。
《史记·周本纪》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向往之”，他一方面用割地，进贡宝物的办法，获取残暴荒淫的商纣王信任，一方面团结其他诸侯，得以保存、扩大势力，为其儿子姬发灭亡商纣积蓄了力量，所以，姬发在他死后，将他“谥为文王”。
姬昌的母亲名叫太任。
《烈女传》载：“太任者，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
这则短文写得很有趣。
许多记载帝王生时的古代文章，都描绘为“红光满屋”，或是“龙绕廊柱”，或是“异香飘逸”，总是不同凡响，而这里记载的文王，却是母亲在猪圈里小便时出生的！
文王母亲太任的胎教方法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总之，是引导胎儿正派、善良、文雅。
《古今宫闱秘记》云：“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
这是对太任胎教的发挥。
胎教是我们祖先的发明。
胎教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当然，胎教是否能使小孩出生后“形容端正，才必过人”，值得研究，但是，运用上述方法，至少能让孕妇心平气和，悠闲自在，对腹中胎儿的健康发育是大有裨益的。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妈妈养成了“诵诗，道正事”等好习惯，好品性，也会潜移默化，去影响孩子出生后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胎教，只要不神化，不异化，是值得加以提倡的。
注：原文中缺失的字，我用蓝色字补足。
4、远古就有足球
足球现在是世界上最热闹的体育运动项目，太凡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英超、意甲等欧洲许多国家的足球联赛，只要中国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实况转播，许多地方便会万人空巷，大家争相围到电视机前观看，一睹贝利、马拉多纳等球王风采，欣赏球星们的高超球艺。据说，因为窃贼们也爱看足球赛，所以，每当这些重要球赛进行的时候，连扒窃抢劫案也比平日少了许多。
人们在为外国球星喝彩的时候，往往也为中国的足球队不争气而惋惜，而愤慨。人们嗟叹，中国足球界踢球、进球不内行，黑球、黑哨等黑丑行为却很内行，心思都用在歪门上，自然进不了球门，以至人们把“中国的足球队”嘲为“中国臭球队”和“中国黑球队”。
好心人则宽慰地想，足球是“进口货”，踢足球是外国人的创举，中国人“发蒙”太晚，学得太迟，因而技艺不熟才落后不行的吧？
其实，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早开始踢足球的。
据《轩辕黄帝传》、《太平清话》记载：“黄帝令蹴踘之戏，以练武士”。“踏踘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革为囊，实以毛发。”西汉学者刘向《别录》亦称“蹴踘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国之时。蹴踘，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这就是说，早在五千来年前，黄帝为了训练士兵，锻炼战士的体力，就命令武士们踢足球了。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距今二千一百多年的古帛书中，有一种《十六经·正乱》，记述黄帝战胜蚩尤的事实，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了蹴踘：“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剥（剥）其皮革以为干侯（箭靶），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
这些词句读起来觉得很残酷，但在奴隶制时代，这是不足为奇的。《斯巴达克斯》，古罗马斗兽场，就多这种虐杀战俘的记载。
从上面这些史籍看出，我国的足球运动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古人的“鞠（踘）”，“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这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足球。“蹙蹋”就是用脚踢和传送。“蹴踘”也是用脚踢球。不过，那时的球是实心球，里面塞满毛发。
因为蹴踘能锻炼战士，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足球迅速得到了普及，老百姓也用来娱乐。《史记》就有齐国都城临淄市民踢足球的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汉朝皇帝刘邦不但自己爱踢足球，还把这一活动广泛用作训练士兵的一项军事活动，前方将领还带头踢球。《史记》中的《卫骠骑将军列传》就记载，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12-117），骠骑将军卫青，率大军北击匈奴，在战斗间隙中常“穿域蹋鞠”。就是说卫青和手下将士们一道，在广阔的塞外草原戈壁滩上踢足球，球和人常会穿超汉朝与匈奴的边境线。
自那时至唐宋，中国人一直都在踢足球。
到了唐朝末年，虽经安史之乱的浩劫，踢足球的风气却依然盛行，连著名诗人皮日休也迷于足球，不过，他可能踢得不好，有归氏子弟就写诗嘲笑他：“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招踢惹拳卒未休”。
从诗中看来，那球由“八片尖皮”缝制，内充“一包闲气”，成了充气皮球，已与今天的足球相似了。
到了宋朝，踢足球的风气更盛了，当时留下的诗文中，就有很多关于踢足球的记载。，宋代刘攽就在《中山诗话》中，记述了著名词作家柳永写自己踢足球的诗：“背装花屈膝，白打大廉斯。进前行两步，跷后立多时。”看来，柳永踢足球的技巧娴熟，比今天中国的“国足”还强哩！
这篇文章同时还记叙了柳永以踢足球当拜师礼，去见宰相丁谓的故事：
“柳欲见晋公无由，会公蹴球后园，偶迸出，柳挟取之，因怀所业，戴球以见公。出书每拜者三，每拜，球起复于背 幞头间，公乃笑而奇之，遂延于门下。然弟子拜师，常礼也，独球多贱人能之，每见劳于富贵子弟，莫不拜谢而去，此拜师弟子也。”
柳永虽然很会踢足球，词也写得很不错，很受大众喜爱，享有任何词人都不曾获得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可是，因为他在《鹤冲天》一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恼了宋仁宗皇帝，在他考中进士，临轩放榜时，说了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使柳永从此仕途坎坷，一生失意，尽管有宰相当老师，也难逃“圣旨”的判决！
不过，刘攽在文中所说的“球多贱人能之”则不是事实，他不是明明记述了贵为宰相的丁谓就在后园蹴球么？
何止大臣踢足球，皇帝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个十分爱踢足球的人，高俅也因为会踢足球，受到赵佶赏识信任，提拔他与蔡京、童贯、王黼一道，执掌朝政，操弄权柄，成为世人唾骂的“四凶”。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举国上下都风行踢足球，如果当时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宋徽宗率领的中国足球队，一定会拿回冠军杯！
可惜，辉煌不再！
今日中国，只有“足球烂，烂足球”，中国的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中国人的心。可是，那些饱受宠爱的中国足球队员，仍不知羞，仍不知耻，还在那里大行黑道！
你们，中国足球队员们，你们对得起发明足球的祖先吗？
注：原文中缺失的字，我用蓝色字补足。
5、妲己有雀斑
凡读过《封神榜》的人，都会记得那个由狐狸精变化成美女的妲己，她使尽狐媚，使纣王专宠于她，然后导引商纣王穷奢极欲，“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又残酷迫害人民，“百姓怨望而诸侯有衅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同时不断残杀忠臣，先是醢九侯，把位列三公的国家栋梁九侯杀了以后还将骨肉剁碎熬汤喝，接着又“剖比干，观其心”，将宰相比干的心掏出来观赏把玩。这种种暴行，终于逼迫民众造反，灭亡商朝，“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
从那以后，因以色宠而使国亡的周幽王妃嫔褒姒，商纣王妃嫔妲己和唐玄宗妃子杨玉环，便成了“红颜祸水”的代表，备受骂名。
妲己是否埋葬商纣王朝的主要原因，值得商确，但她深受纣王宠爱，应是不假。
《史记》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个威猛的男人，况且，那时的帝王后宫就有了很多女人，根据《汉书·王莽传》所说，“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孟子·尽心下》也云，“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纣王后宫的妻妾自然不会少。
在上百个妻妾中，要让“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纣王一心宠爱，甚至唯“妲己之言是从”，妲己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无论是《封神榜》还是许多戏曲电视荧幕上，妲己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然而，真实的妲己却并不漂亮。
《古今宫闱秘记》是一部稗史札记，记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后妃及外戚、宦官等人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里，就这样描述妲己：
“按妲己古本有从黑旦 者，说文，黑旦 白之有黑也。字统，黑旦 黑而有艳也。合两说以究之，大约如今之女子面有雀斑，有时仍不害其为美者。或云黑旦 己命名以此。其不美可知，宜其妒人之美也”。
依据《说文》和《字统》的注释，“黑旦”就是脸皮黑得发亮，且有雀斑。“妲己”这个优雅的名字，竟是黑脸而有雀斑的代名词，相当于“丑八怪”的绰号！
黑脸而有雀斑，怎么会称得上美女呢？
这个丑婆娘，怎么会吸引好色好淫的纣王宠爱呢？
原因是妲己怀忌妒之心，用残忍恶毒的手段和阴谋，把漂亮的后宫女人或杀害，或关闭了。
前面提到的九侯杀而后醢，就是因送女儿给纣王而惹的祸。
《史记·殷本纪》写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
用献女儿去巴结纣王，这个九侯定是个奸谀之徒，遭杀活该。
其女一定是看不惯纣王在酒池肉林中“男女裸相追逐”，便不高兴，因而被杀。
《古今宫闱秘记》记载了这个女孩被杀的真相：
“昔纣好色，九侯闻之，乃献阙女。纣乃大喜，以为天下之丽，莫若此也，以问妲己。妲己惧进御而夺己爱也，乃伪泣曰，君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恶之若此，而复谓之好也？纣于是谕而以为恶。妲己恐天下之愈进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有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勿诛，何以革后？纣则大怒，遂哺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后，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昼闭，唯恐纣之闻也”。
这一段文章，把一个阴险狡诈的妲己描绘得活灵活现。
把比自己漂亮的女人，或残酷惨杀，或重室关押，不让纣王看到，为了专宠，妲己无所不用其极！
妲己是个坏女人。
周围没有漂亮女人了，只有一个更比一个丑的女人，无怪乎纣王后来“愈淫乱不止”，由好色变成了好淫。
好色是一种感觉，一种情趣，带有欣赏女人之意，颇近优雅，故世人从不诟病好色。
好淫则纯是一种肉欲刺激了。
纣王这么做，也是对妲己排挤残杀美女的一种报复吧？
从这点来看，纣王并不爱妲己，妲己也没能得到纣王的真心相爱。
纣王与妲己之间的“爱情”是苦涩的悲剧。
6、屈原的自闭症
在两千多年前（约是公元前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的傍晚，一个满面忧伤的老人，穿着沾满风尘的破旧长衫，赤着双脚，在汩罗江边的沙滩上徘徊良久，最后望了一眼被裹在浓云暮色中的夕阳，长长地叹息一声，抱着河滩上的一块石头，猛然跳进激越奔流的江流里。
无情的汩罗江水，吞噬了六十二岁的屈原。汩罗江的浪花，簇拥着一个伟大的诗魂，哀号着涌向洞庭。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怀愁自杀的著名诗人，也是自战国时代至清朝两千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唯一一个含悲自杀的伟大诗人。
屈原的死值得惋惜。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这个个人的悲剧，是因为他有着悲剧性格——自闭症。
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原来是朝延重臣，一心想着辅佐君王，革新政治，振兴楚国，却遭到谗毁、疏远，后来更被削职放逐，长期流浪在沅、湘流域，有失落感，有忧伤，有愁闷，有怨愤都是可以理解的。思想有负担，心上有疙瘩，按照俗语说的“心病还须心药医”，多找人交流沟通，或自己设法转移心思排解，或者性格豪放旷达坚韧沉劲一些，断不至于一时想不通而自杀。
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与之际遇相同的著名文人呢？他们受排挤，遭谗害，不得志，不受重用，不被信任，其悲惨程度，比之屈原更甚，却没有一个人选择自杀，了却此生！
就说李白吧。
当年在唐玄宗面前，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挥笔写下三首《清平词调》的时候，是何等荣耀光彩！可是，因高力士一句谗言，挑动杨贵妃在玄宗耳边大吹“枕头风”，转眼之间就遭放逐，际遇真是天上人间！这种沉重打击还没回过神来，又因误投永王李 军幕，成为阶下囚；好不容易由郭子仪、崔涣等人搭救出狱，在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放回九江，又“遇事下狱”，成了“二进宫”的罪犯！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是多么深重啊，可是，苦难的命运并没能让他选择自杀。他选择了一种消极的排遣愁思的方式，一种魏晋文人“竹林七贤”对抗黑暗政治的方式——喝酒。把一切不痛快、不如意，都溶进芳醇的酒里，然后囫囵一口吞下去。愁太多了，就“会须一饮三百杯”；无人陪伴喝这种苦酒闷酒，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是“花间一壶酒”。纵然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总算没能自杀，留下了珍贵的生命，也为中国留下许多优秀诗篇！
宋朝的苏轼，一而再再而三被贬逐，从密州，到黄州去惠州，走儋州，越贬越远，一直贬放到荒蛮的海南岛。无论怎么贬逐，他都快乐豁达地活着。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县），他“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牵着黄狗，带上苍鹰，高高兴兴打猎；在徐州，他“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找老百姓高谈调论；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他“竹杖芒鞋轻似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穿着蓑衣草鞋，在烟雨中掬取诗思，终于吟咏出千古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辗转千百里，放逐二十年，他从没想到过死，更没想到过自杀，而且，愈是贬放诗愈好！
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更勇敢无畏地面对打击挫折了。
他因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遭到打击，贬放朗州。洞庭湖畔，正是屈原流放之地。刘禹锡并没像屈原那么忧谗畏讥，自我伤怀，而是饶有兴致地听渔女们唱《竹枝词》去了。经过十年放逐，他被召回京，借游玄都观，朗吟“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嘲笑那些打击他的权贵，结果立刻遭到报复，又遭贬逐。又过了十四年，他又重被召回京城。二十四年的长久放逐，丝毫没使他颓唐沉郁，苦难倒磨炼得更加坚韧，重游玄都观，他豪迈地向当年那些压抑打击他的权贵嘲弄：“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雄健沉着，哪有与死神约会的气味呢？这些诗又多使人振奋呢？
李白两次坐牢，苏轼流贬万里，刘禹锡放逐整整二十四年，这些经历，都比屈原更辛酸苦涩，可是，他们都活得很勇敢，很顽强，都没有选择自杀，走上绝路。
屈原如果能像他们那样，或纵酒狂欢，放浪形骇；或淡于名利，自得其乐；或高朋满座，畅谈古今；或与百姓打成一片，探问疾苦；或自强不息，勇敢抗争；或找几个知心好友彻夜长谈，解开心结；或彻底抛弃还想做大官的私念，甘心做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或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与书为友，老死字行间，甚或亦如风流苏学生，找几个漂亮妓女喝酒唱歌行乐，何况是湘女多情呢？
偏是屈原有自闭症！
自闭症者，本就性格内向，平日少言寡语，不肯与人深谈，一旦遇上打击挫折，就更不愿与人交往，更不会一吐为快，多是一个人独处，沉闷终日，满怀心事，古称之“心病”。
因为他有自闭症，遭到谗毁，遭到放逐，他便觉得丢了面子，又放不下架子，更不愿与人交往了，就是他培养的学生宋玉，他也疏远了，身边没有朋友了！宋僧居月在《琴曲谱录》中记载，《沉湘怨》为屈原妻制，但从后来孤身一人投江来看，他自暴自弃，性格忧郁，连妻子孩子也觉得呆在他身边不舒服，大概是弃他而去了！
于是，忧郁、愁思、痛苦，越积越深沉了。
痛苦的忧思，流淌成《离骚》。
“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既有忧国忧民之思，但也应承认，还含有个人的怨愤和不满。他关注的，也重在君王！他，经受不住一点委屈！缠住他心灵的，多是个人的得失！
因为有自闭症，他不肯与人交往沟通，不肯放下士大夫的身份，与庶民百姓交朋友。一年又一年，漫步三湘，行吟泽畔，他与什么人做过倾心交往呢？桔林里，荷湖边，青山下，芦荡里，他与谁交过朋友，做个哪位士民的朋友呢？不是抬着清高自负的头，神经质似地《问天》，就是低着白发苍苍的头，怀着重回旧梦的《哀郢》，或是与神话里的湘君、湘夫人一道梦游。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渔父》，他也没有一见如故的亲热，没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动人的笑容！
这些，都是自闭症的特征。
悲剧性格，黑暗的世道，逼迫屈原，离开了生动活泼新鲜新奇的世界，结束了本应活得更久的生命。
黑暗世界不是一个人，或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是，为了改变世界，却又要坚强不屈地快乐地活着。屈原之死值得惋惜，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活下来！
如果他不那么投江而死，或许还能为我们留下更多不朽的篇章！
这或许也是西汉文豪杨雄“以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谌身哉”（《汉书·杨雄传》）而作《反离骚》一文的缘故吧？
7、屈原不喝酒
中国古代许多优秀文化篇章，几乎都是在酒里沤制出来的。
就拿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楚辞》来说吧，它们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酒香。而流传至今妇孺皆知的许多名篇名句，如李白的《将进酒》；如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范仲淹的“宠辱皆忘，把酒临风”等等，不都是酒香缭绕吗？
那些墨客骚人，更是由酒当乳汁哺育出来的。著名的晋代“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向秀、山涛、王戌、阮咸），唐朝的“酒中八仙”（贺知章、李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既是酒友，也都是酒鬼、酒徒；还有东晋的王羲之，谢安、许王旬 等常在兰亭修禊，饮酒赋诗；还有唐朝白居易组织的“九老会”，相聚香山龙门寺，诗酒相酬；还有北宋苏轼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聚星堂的酒宴赋雪；南宋辛弃疾在镇江集宴，诗酒交融……以至俗语有“无酒不成诗”之说。
然而，也有少数著名文豪不是酒林之人。
苏轼虽然写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壮诗句，也写过许多酒赋，但其实他不太会喝酒，他在《书东皋子传后》就坦率承认：“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只是好酒而已。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写过传诵千古的《离骚》、《湘君》、《天问》等辞赋的屈原，就是一个根本不喝酒的人。
虽然他在辞赋中也提到过桂酒、椒酒等酒名，但从没有描写过自己喝酒的场景，没有“举杯邀明月，对酒成三人”之类的醉意朦胧，也没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借酒浇愁，而且，在《渔父》这篇辞赋中，还不无聊奈地坦承：“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固然有生不逢时的嗟叹，也是他不喝酒的凭证。
还有一件史实也证明屈原不会喝酒。
东汉末年，曹操当政，为了聚蓄力量，以便剪灭割据的群雄，一面练兵屯田，增添粮草，一面下令禁酒，节省粮食，减少浪费。可是，禁酒令一出来，就遭到著名文学家、大中大夫孔融的反对。
这个孔融，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融四岁，能让梨”的孔融，其人品德文才都高雅，在朝野很有威望，一言一行都为天下所重。因为自己爱喝酒，便反对禁酒。他在写给曹操的《与曹丞相论酒禁书》这封信中，不但议论禁酒的错处，还列举酒的好处，甚至颂扬酒是创建大汉近三百年历史的功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灵”，“ 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卮酒，无以奋其怒，”“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等等。作为反证，孔融又提到“屈原不醩（醊）[歠]醨，身困于楚”；最后的结论是“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曹操一直打算篡汉自代，孔融不但带头反对禁酒令，还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自然惹得曹操不满。这篇文章惹动曹操杀机，以后便找借口杀了孔融。
孔融的《与曹丞相论酒禁书》提到“屈原不醩（醊）[歠]醨”，就是说屈原不喝酒。
“ 醩”、“醨 ”，即喝与饮；“ 醩”、“醨 ”，指的是酒。 ,后来演化成“ 醩”、“醨 ”，至今尤用来指米酒、甜酒，都是酒的别名。
屈原的文章没有酒味。
不过，我想，假如屈原会喝酒，能像李白那样“会须一饮三百杯”，或许不会投汩罗江自杀。
固然，“借酒浇愁愁更愁”，但喝点酒确能排愁解忧，或暂时陶醉，不至沉溺愁中而不能自拔，身处魏晋险恶政局时期的“竹林七贤”不就如此么？
假如屈原会喝酒，或许写的辞赋，不会像留下的《离骚》等篇章那样，充满忧愁忧思，更不会如司马迁所言：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因酒而壮胆，壮志，壮情，屈原的辞赋会要多些激昂，多些豪迈吧？
可惜，偏是屈原从不喝酒！
注：原文缺失的字，我已用蓝色字补足
8、靳江问水
“美不美，家乡水”，谁不钟爱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呢？
靳江，虽然只不过是湘江的一条延绵不过百里的短小支流，但却是我家乡的母亲河，我是喝靳江的乳汁长大的，自然对靳江特别依恋，儿时免不了常扑在她怀抱里撒娇，嘻戏，就是长大了，远去他乡，辗转万水千山，一有机会回到家乡，总少不了赶去向她问候。
或许是年岁痴长，历经沧桑，也老于世故吧，这些年来，每一站到靳江跟前，在我那一向对他虔诚尊敬的感情色彩间，常会渗出许些惆怅、疑惑。
我浅闻薄识，没有过多考察过江河名字的来由，但我却可以肯定，在全国千百条江河中，只有两条江河是以人的姓氏来命名的。一条是广东的韩江，是为记念“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任潮州刺史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据说是因为他写了《祭锷鱼》一文，使江中从此不再有锷鱼为患。一条便是靳江。在湘江的众多支流中，靳江又是唯一一条以人姓氏来命名的，追根溯源，它又来之于2300多年前的楚国大夫靳尚。
对于靳尚，人们并不陌生。在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里，在电影、话剧《屈原》中，都一再凸现出他的身影。许多史书也称他为“怀王嬖臣”，“在王左右，言无不从”。就是这个靳尚，收受张仪贿赂，力劝楚怀王相信张仪“合秦拒齐”的游说，又动员怀王去咸阳与秦昭襄王结盟，结果使怀王被囚于秦，使楚国先后受齐、秦攻击而大败，几十年后，曾强霸黄河、长江中游流域一带的楚国，竟遭复灭；就是这个靳尚，伙同怀王夫人郑袖，公子子兰，嫉贤忌才的上官大夫，一再在楚王面前巧进谗言，使满怀忠心的屈原，先是被疏远，后是被流放，最后含冤抱屈，“怀石自投汩罗以死”。靳尚，是使楚国灭亡的卖国贼，是迫害屈原致死的元凶！
对于这样一位奸邪人物，文人已经把他钉在耻辱柱上，遭受人们眼光的鞭挞，世代的唾弃。两千多年来，人们在同情、惋惜屈原的同时，自然对靳尚厌恶、憎恨。
人，善良的人们，本就受憎分明。
然而，在我的家乡，乡亲的祖先们，为什么要以靳尚的姓氏来命名这条江河呢？为什么家乡的乡亲要让这条美丽的河流，载着他的姓氏，流传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呢？就是现在，乡民仍将他故居的村庄取名为大夫堂村，却并不以为有愧有耻呢？要知道，900年前，因秦桧迫害岳飞，以“莫须有”罪名冤杀岳飞父子于杭州风波亭，致使其后人在岳墓前有“每到坟前愧姓秦”之叹呢！
靳尚的故居，就在靳江河畔不远处，千百年来，一直称为大夫堂，现属宁乡县花明楼镇，离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故居炭子冲约十多华里。虽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大夫堂当年的楼台亭榭已难觅踪影，但古墙围绕的百十亩参天林木，依旧衬托出当年的雄伟，昔时的富有。
是因为他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他是用钱买得了一条河的姓名吗？就如现在，有钱人（或企业）用钱能买得一条道路的名字（如长沙的“三一大道”、“远大路”之类）吗？
屈原死后几十年，楚国就灭亡了。就是这几十年，楚国也已是风雨飘摇，屡经战乱，国破民凋。靳尚是死于多事之秋，在这种年代，他若肆无忌惮地贪赃敛材，人民难道不会“官逼民反”而任他横行霸道吗？乡亲们难道会容忍他以不义之财，来买一条河的姓氏，让其百世流芳吗？难道是我的前辈乡亲见利忘义吗？
还应提及的是，靳尚死后，灵柩从都城郢（今荆州）水运到长沙，就埋在望城县的坪塘附近。巧合的是清朝一代重臣曾国藩的坟墓，就离其墓不远。曾国藩是清朝的功臣、忠臣，在一向尊崇“忠奸誓不两立”的封建社会，从皇帝到百姓，为什么会容忍曾国藩的墓与靳尚这位大奸臣的墓相与为邻，而不是避之尤恐不及呢？
一直以来，屈原是备受国人敬仰的名人，他死之后，很多文人墨客写了千赋万诗来颂扬他，老百姓更以端午节划龙船、投粽子的方式来纪念他，可是，两千多年来，却从未有人提议，把汩罗江改名为“屈江”，却让以靳尚姓氏命名的靳江日夜奔流，也从没有人建议为其改名换姓！这是为什么呢？
考证江山地名的来由，尤其是带姓氏者，多含纪念之意。长沙湘江东岸边的“朱张渡”，是为纪念南宋时代常于此处乘船过河去岳麓书院讲学的大学者朱熹和张轼；杭州西湖的“苏堤”，则是纪念修筑此堤的苏东坡。就连以荒淫灭国的隋炀旁，因令人在大运河两岸遍植垂柳，为后人造福，老百姓也未因他的恶行而抹煞他的这一功劳，将垂柳称之为“杨柳”。
民心为公，人心如秤。凡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就会敬重他，纪念他。
如此推之，靳江，或许是人们为纪念靳尚而名之吧？或许，靳尚并不是文人笔下描绘的模样，而是个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的好人吧？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家乡的人们一直没站出来为他辩白呢？是缺乏勇气，还是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古训吗？亦或是他及其子孙，本就习惯于忍辱负重呢？亦或是乡亲们及其子孙，懂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真谛？
如果靳尚是个好人，做过好事，文人们为什么不在史籍上留下片言只语，却要向他头上倾泼污水呢？
最初于此者是为泄私愤吗？就象写《铡美案》者，让一位好人陈世美从此遭千古骂名！
是后人偏听偏信，以讹传讹吗？
如果靳尚真是个好人，而落得遗恨千年，岂只是文人笔下不公呢？
是历史不公，还是人心不公呢？
靳江姓靳，是耻耶？是荣耶？
哲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史若不公，何以益智？
屈原在惶惑中，曾经问天，留下《天问》。
我带着这一串串问号，扑向靳江，问靳江碧水。
清碧的靳江泛着涟漪，缓缓东流，抱着一轮朝阳，容光焕发，含笑不语。
谁能给我正确答案呢？
我瞻前顾后，以盼智者。
9、“皇帝”的由来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吞并六国，一直到公元1911年清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遭废黜，两千多年里，历经许多朝代，出现过很多国家，但奇怪的是，所有的国家元首，都称为“皇帝”，争相戴上皇帝的贵冠。
虽然中国向来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之说，但“三皇五帝”从无定论。
以“三皇”而言，就有七种说法：有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的；有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的；有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的；还有“伏羲、神农、共工”说；“伏羲、神农、祝融”说，“伏羲、神农、黄帝”说“燧人、伏羲、神农”说。综上所言，是把古代传说中给人类带来火种、带来食粮，带来幸福的先人视为“三皇”。
“五帝”也有五种说法。一为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二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为太皋、炎帝、黄帝、少皋、颛顼；四为少皋、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为黄帝、少皋、帝喾、帝挚、帝尧。综上所言，这些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首领。
关于他们的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便是中国远古灿烂的历史。
而在他们之后，商、周也罢，春秋、战国也罢，国家元首大多称“王”，如周武王，商纣王，秦襄王，楚怀王等等。
自秦朝的赢政开始，却都称为皇帝。
此前称了两千多年的“王”，为什么到了赢政这里，便叫做“皇帝”了呢？
是赢政的发明创造吗？
实事求是的说，是李斯等人的主意。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战乱。这是赢政的丰功伟绩。
赢政也了解这个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于是，他亲自给丞相、御史下令：“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除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大胜利，把自己的伟大大功绩传给后代人知道，再用“王”这种泛滥已久而已平淡不受人重视的名称，很不适合，应该选用一个新鲜的响亮的让大家敬重的新称谓。所以，他命令李斯等人去商议该用什么称号取代“王”的称号。
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大臣，他协助赢政，制订了统一的法律，还提出了很多好建议，在秦统一中国前后一段时间里，深得赢政信任。可惜后来二世皇帝胡亥听信了阴谋家赵高的谗言，将他杀害。
李斯当时任职廷尉，属朝廷重臣“三公”之列。他与丞相、御史大夫查阅古代史籍，又与博士们一块商量，都认为赢政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是前古未有的大功绩。平定天下，拓展疆域，统一法令，在全国普遍设立郡县行政管理机构，都是“三皇五帝”做不到的奇迹。对这样一位功高盖天的君主，确实应该有一个别开生面的与众不同的称号。
该叫什么呢？
当然离不开“三皇五帝”。
大家商议的结果，由李斯等人报告给赢政：“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泰（秦）始皇本纪》）
李斯等人建议，称号采用古代“三皇”中最尊贵的“泰皇”。
我由此揣测，日本的“天皇”，其源也是来自中国的“三皇五帝”之说的“天皇”。
赢政看了以后，不很满意，亲自批示说：“去‘泰’，著‘皇’；采用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作了上面的批示之后，赢政还热情洋溢甚至充满期待地写道：“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之无穷”。
就是他这批示，使“皇帝”成了天下为之向往的称号，也成了天下人为之畏怯的称号，更成了冒险家、阴谋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为了当皇帝，揭竿而起者有之，拥兵自重者有之，阴谋废立者有之，杀子弑亲者有之，取而代之者有之，下策怪招，不一而足。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宋太宗的“斧声烛影”，朱棣的“清君侧”等等，都是为了当皇帝而使用的血腥诡计，诈骗权术。
时下有许多人动辄以“文化”名之，什么“酒文化”、“性文化”之类，我且将之名之为“皇帝文化”吧。这是延绵了两千多年的一种文化，深远影响着中国人，以至如今还有“皇帝热”，什么“大汉天子”，什么“雍正王朝”，充斥书店柜台和影视荧屏，却极少有人甚至无人认真系统地研究“皇帝文化”，也算是文坛学界的一大怪事。
秦始皇打算“传之无穷”的子孙世代当皇帝的梦想，只经过二世胡亥和子婴，才只十四年后，就成了刀光血影的泡沫，在纷起云涌的反抗声中破裂了。可是，他亲笔御批的“皇帝”称号，却一直在“传后世”，为各个朝代，各种国家，各个姓氏的称君者采用，以至溥仪之后，还有袁世凯称“帝”，以至现在，还有人在作皇帝梦，以至今后中国是否还会有人会要过“皇帝瘾”都未可知。（谁想得到呢？当年林则徐“禁烟”，而今鸦片之类的毒品不是又泛滥了么？）从这一点而言，他“传之无穷”的批示又是得到很好的忠实的贯彻和执行的。
秦始皇似乎一直在领导着中国和中国人民。
10、皇帝今夜伴谁眠
中国古代皇帝妻妾众多，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隋炀帝杨广的妾侍都在一万人以上，唐玄宗李隆基的妾侍是最多的，大约有四万多人。
这么多女人，像卫子夫、杨玉环那样，因为被皇帝爱上或看中而进宫的极少，大多是皇帝凭借皇权，从臣属和老百姓家里掠夺来的，与皇帝素不相识，有的进宫多年都没见上皇帝一面，至有“红叶题诗”这类故事衍生。
皇帝征集这么多女人，为的就是纵一已之欲，尽情玩弄女人。
这么多女人，皇帝不可能一天玩完。那么他们怎么安排“临幸”呢？皇帝今夜陪伴哪个女人同床共枕，由谁来安排？有什么制度和规定呢？
皇帝后宫有太监“内小臣”（后称“掖庭令”）专门安排“群妃御见之事”，哪天夜晚在什么宫里和哪个女人睡了觉，什么时间进去的，什么时间出来的，都会详细登记，为的是便于查证妃妾们以后怀孕是“龙种”还是“杂种”。
看来，皇帝和女人睡觉，毫无“隐私”可言，还像现在嫖娼似地“计点计时”哩。
怎么安排皇帝睡女人呢？
最早的办法，是依据自古有之的“天子一夕御九女”的规定，采用轮替制，按妃妾们地位尊卑，轮流陪皇帝睡觉。
郑康成注《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云：“自九嫔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凡群妃御见之法，月与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后反之。”
这么按顺序地“轮”，刚好“轮”到女的来了月经怎么办呢？制度详尽，也有办法。
唐代司马贞《索隐》记载：姚氏按《释名》曰：“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的为识，令女史见之。”
好不容易才轮到陪皇上睡一回觉，却偏来了月经，眼睁睁看着皇帝不陪自己却去陪别的女人，有个别不老实而又吃醋的女人不愿让“肥水流往别人田”，就想出了“李代桃僵”的诡计。
汉景帝刘启有一次按轮的顺序要召程姬“进御”，程姬来了月经，不能与皇帝性交，就让身边一个姓唐的亲近侍女冒名顶替。反正如同召妓，横竖不认识，何况还是年轻处女呢？景帝也乐得顺水推舟。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景帝一“发”命中，使这个侍女怀了孕，而且还是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长沙王刘发。这个“发”字，该是景帝特别纪念那一夜的偶尔一“发”吧？
随着后宫女人越来越多，多得无暇顾及，按照轮替办法，有许多女人永远轮不上，岂不浪费青春美女？
于是，汉元帝刘 就想出了按图索骥的办法。
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妃）皆赂图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意为老婆，或是匈奴王后），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时，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究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弃市。”
这就是著名的“昭君和番”的故事，但并不是虚构，《后汉书·匈奴传》亦如此记载。
“当时枉杀毛延寿”，可是，美女王昭君却已远去塞外，难得再相逢了！
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因为后宫女人实在太多了，其中喜欢的女人又特别多，到底晚上陪哪个女人睡觉成了一道难题，让这位驰骋疆场的皇帝捉摸不定。“轮”则良莠不分，“图”则恐弄虚作假，于是，他大胆革新，创造出一个新办法。
《晋书·胡贵嫔传》：“武帝多内宠，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不愧是皇帝，想出来的搞女人的办法也很新奇。下班之后，躺在车上，微闭双眼，信羊而行，悠闲自在，穿行在美女群中，穿行在媚容媚笑中，是何等的逍遥享受。眼下的亿万富翁，谁有如此艳福？
不过，难题又冒出来了。为了争宠，为了让皇帝陪自己睡觉，妃子们都洒盐水、插竹叶，诱引牵车的羊停下来。羊也会弄得走走停停，皇帝也会不知何往呀！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的聪明而风流的皇帝，想出了一个更简易的办法。
玄宗的妃妾极多。《唐书·宦者列传》说：“开元天宝中，宫嫔率至四万”。
白居易《长恨歌》言“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都不确切。一则宫中佳丽不是三千，而是四万；二则并不是“宠爱在一身”，当时除了宠爱杨贵妃，还钟爱念奴、许和子。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盼。帝谓妃子（玉环）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能莫遏。’帝最钟爱之。”
许和子“既美且善，善歌能变新声”，“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
四万多美女，这么多钟爱的女人，怎么安排“侍寝”呢？
宋陶毅《清异录》记曰：“开元中，后宫繁众，侍御寝者难于取舍，为彩局儿以定之。集宫嫔，用骰子掷最胜一人，乃得专夜。官王当私号骰子，为挫骨媒人”。
这办法，颇似现在的搞赌博掷骰子扳陀子，以骰子点数多少为胜负。
可笑的是，为了和皇帝睡觉，就是采用这种简易办法，女人们还得找太监（官王当）在玩掷骰子时作弊耍花招（私号）！
当然，还有在电视剧里见到的，清朝皇帝让太监托一盘子，盘中盛着写有嫔妃名字的牌，皇帝翻转谁的牌就由谁侍寝，因多见识，不再多说。
搜罗了这些事例，为了是让人们真实地了解封建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也让人们了解，封建皇帝葬送了多少年轻女人的青春和生命，为了一己私欲，多么荒唐！
11、皇后妃嫔的官职级别
中国古代的皇帝妻妾万千，数不胜数。
据《帝王春秋》所载：《后汉书·吕强传》记吕强为灵帝上的疏奏中有“臣又闻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证明汉灵帝刘宏至少有“数千余”个妾侍。
《三国志·贺邵传》：邵谏皓曰：“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则证明吴末帝孙皓有一万多个妾侍。
《旧唐书·宪宗纪》云：元和八年，出宫女二百车，任所以适，以水灾故也。因为水灾为患，给养困难，从后宫中放出来的宫女就有“二百车”，唐宪宗李纯的妾侍还少吗？
皇帝这么多妻妾，她们的开销费用怎么发放呢？
《汉书·外威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 娥、容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 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容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
汉朝大致因袭秦制，规定爵位为二十级，以二十级为最高，具体如下：
二十级彻侯，十九级关内侯，十八级大庶长，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六级大上造，十五级少上造，十四级右更，十三级中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四级右更，十二级左更，十一级右庶长，十级左庶长，九级五大夫，八级公乘，七级公大夫……由此推测，后宫女人官阶级别俸禄都很高。
《旧唐书·后妃列传》载：“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女御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
“品”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中表现官员地位高下的标志，超源于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沿用汉代将人品的高下分为九等的办法，就叫九品，用作授官的参考，但官员们的身份、秩禄的高下仍沿汉制，以“石”之类来标志。
“石”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一石十斗，一斗十升。按汉制，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为什么会以“石”做为官员发放工资俸禄的标准呢？
中国古代封封王侯，一是划分地域，如“郑”、“鲁”、“楚”、“吴”、“长沙王”、“淮南王”等等，一是管理的人户数目，如宋代编著《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在上给宋神宗赵顼的《进书表》中，自署头衔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山崇福官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也就是说，这一千户每年该交给国家的税费就是司马光的俸禄。“食邑”户越多，官职越高。
那时以农业经济为主，农民多，上交税费多以多少石粮食计算，于是，“石”便成了官员的俸禄单位。
“石”与“品”怎么挂勾呢？
据《宋书·徐羡之传》记载，公元420年，由刘裕称帝建国号为宋，徐羡之是刘裕的得力干将，封其为“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他自称“吾位至二品，官为二千石”。
由此推之，汉代的皇帝妾侍“ 娥”、“荣华”、“美人”都是“二千石”，相当于二品官员了。
“品”又怎么分为九等的呢？
以清朝为例：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政府总理）为正一品，六部尚书（相当于部长）为从一品，总督（相当于省长）从一品，巡抚正二品，布政使从二品，左副都御史（相当于总检察长）正三品，太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从三品，道员正四品，知府（相当于地级市长或专员）从四品，知州（相当于地区级副职）从五品，千总正六品，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知县（相当于县长）正七品，州判从七品，县丞（相当于副县级）正八品，府州县学训导（相当于省、地、县教育局长）从八品，主薄正九品，巡检从九品。
由此推算，古代的皇妃正一品为宰相级别，“九嫔”按省、军级俸禄，“美人”为地、市级待遇，就连“女御”也是县、处级！
一个皇帝后宫的后妃妾侍成千上万，就有几十个省、军、部级，几百个地、市级，几百个县、处级，这么多俸禄，给国家和人民增添多少财政负担！
这就怪不得后宫嫔妃们要“争宠”了。
固然是女人需要男人，满足性欲，更重要的是争级别，争待遇。眼下许多人，不还在争级别争待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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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引用）皇帝今夜伴谁眠1 2012-11-01 09:07 发表
2018.12.31 阅读(735)| 评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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