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9、爱吃红薯的皇帝/帽与床的起源

          本文原作者：崔合美

          我在引用此文时，对文中缺字、错字进行了订正，并以加粗字标出，特此说明。

81、爱吃红薯的皇帝 

最近，有个台湾“林博士”，大力鼓吹吃红薯，据说是日本有人研究，吃红薯能治癌，因此，他教示人们：一、吃红薯；二、吃熟红薯；三、吃生红薯。此言一出，不但引为一时笑谈，也使红薯身价飞涨。 

其实，在我国中南各地，红薯早就是农民的一种粮食，在产粮少的地区，或是稻麦歉收之年，红薯更成了主粮，什么生红薯，蒸红薯，红薯粥，红薯饭，都是充饥塞饱肠肚的美食。 

不过，因多吃红薯屁多，且是响屁臭屁，富人名人惟恐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放响屁而不雅，故极少吃红薯者。试想一下，假如宋祖英吃了顿美味的红薯，然后登上舞台去演唱，一边是优美的“辣妹子辣”的歌声从麦克风里流出来，一边是砰、卟连连的响屁，和着乐器的演奏而放个不停。屁的酸臭气味也从台上飘散弥漫，熏得观众掩鼻而逃，这是何等大煞风景的场面！ 

或许如此，宋朝的苏轼有喜吃猪肉的记载却不曾记载他吃红薯；宋人随笔记载陆游爱喝粥，还说“我将食粥致神仙”，但他只喜吃山药粥，而不是喝红薯粥。西施、王昭君、杨贵妃这些大美女，自然更不会吃惹起放屁的红薯了。 

不过，有个吃惯山珍海味的皇帝，却爱吃红薯。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 

孟昶的父亲孟知祥原是后唐庄宋（应为宗）李存勗手下一员大将，受庄宗重托，镇守刚占领的前蜀王氏据有的蜀地，后来便自己称帝建国，史称后蜀。孟知祥病逝以后，便由孟昶继承皇位。 

这个孟昶是一个贪图享受的皇帝，在群雄称霸，战事纷争的年代，不理政事，只求享乐。耽于游宴。 

一定是美味佳馔吃腻了，孟昶便吃起了红薯。 

《清异录》记载：“蜀主孟昶月旦必素食，性好薯……每月一盘”，而且还把薯视为药，“左右因呼药薯”。 

早在公元900多年的后蜀，孟昶就开了把红薯当作药物的先河。既然他将红薯视为药，而且喜欢吃（‘性好薯’），“每月一盘”则有误，应是“每日一盘”才确切。 

孟昶的下场是很悲惨的。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派大军攻打后蜀。一向不理朝政的孟昶眼见兵败如山倒，只好打开城门，率众投降，作为俘虏，连同后宫嫔妃，一同押送到宋朝京城洛阳。 

孟昶有位容貌出众且多才多艺的妃妾花蕊夫人惹动了赵匡胤的春心。 

花蕊夫人姓费，以才色为孟昶宠幸，这花蕊夫人的雅号就是孟昶御赐的。花蕊夫人会写诗填词，尤其擅长仿效蜀主王建的宫词。 

孟昶等人才到洛阳十天，赵匡胤就以商讨诗词为名单独召花蕊夫人入宫。 

赵匡胤见了花蕊夫人，垂诞（应为涎）她的美貌，却故装生气地说：“难怪前人说女人是‘祸水’！就是你，召（招）致孟蜀亡国！” 

花蕊夫人不亢不卑，随口诵诗一首作答：“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后来，人们将这首诗标题为“亡国诗”。 

这首诗，外似直白，却隐含深意：怎么把亡国之责推给一个女人呢？那十四万解甲投降的将士，有哪一个像男子汉呢？是胆小鬼葬送了一个国家！ 

史书记载，听了花蕊夫人朗诵的这首诗，“太祖悦”。 

赵匡胤高兴的是，宋军才数万，却使拥有十四万军队的后蜀举城而降，这是个大胜利；更高兴的是，得到了这么一位有才有貌的美人！ 

赵匡胤这一龙颜大“悦”，便不再放花蕊夫人回到孟昶身边，而是留在自己的内宫里。 

孟昶翘首以待，盼望花蕊夫人回来，可是，连影儿也没有盼到，只盼到赵匡胤赐送的美酒佳馔，而且，吃了喝了之后，就稀里糊涂的死了，就被马马虎虎葬在洛阳郊外了！ 

一定是花蕊夫人太有魅力了，使赵匡胤也痴迷了，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宋太宗，后改名炅）好几回劝告他不要过于迷恋这位“亡国夫人”，但赵匡胤一直把她留在身边，直至死去。赵匡义继承皇位后，担心自己也可能被花蕊夫人的美色迷住，在有一次带她去上苑游猎时，故意调弓搀箭，一箭把她射死了。一位才色超群的女人，竟死于一个帝王的谋杀！ 

孟昶之死，留给历史几丝酸痛，也为后代留下些许纪念：如今遍布四川成都的芙蓉花，就是孟昶下令种植的！ 

赵林成都记：“孟后主成都城上遍种芙蓉，以花染绘为帐，名日芙蓉帐”。 

一个又一个帝王去了。 

一年又一年芙蓉花盛开。

82、无子的皇帝 

中国历代皇帝，都是妻妾成群的。 

据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书名的《帝王春秋》考证，早在周代，“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此外尚有女史、女府、女奚诸职，一千余人。” 

到了汉朝，皇帝除了上述妻妾外，还增添了“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及“五官、顺常”、“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等级别的女侍，《旧唐书·食货志》就指汉武帝后宫有数万人。 

皇帝有这么多妻妾，就是为了广繁子嗣，延续皇朝，应该多子多孙。可是，却有一些皇帝，空有成百上千的妻妾，却生不出一个儿子来。 

就拿东汉恒帝刘志来说吧，他从公元147年至167年，当了二十年皇帝。《汉书·恒帝邓皇后纪》记载云：“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兼倍于此”，可是，他“并无子也”，还因“脾肾皆亏，无可救药”，才36岁年纪就在德阳前殿瞑目归天，经过窦皇后与父亲窦武和太监们商议，迎立年方十二岁的宗室子孙刘宏进京为帝，史称汉灵帝。 

宋神宗赵顼在38岁死后，由十岁的第六个儿子赵煦继承皇位。《宋史·哲宗·孟皇后传》云：“哲宗既长，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入宫”。哲宗赵煦是个短命皇帝，只当了十五年皇帝，在25岁那年去世，因为无子，由太后与朝臣商议，迎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哲宗的弟弟当了皇帝，就是葬送了北宋皇朝的徽宗赵佶。 

南宋的好几个皇帝都没有亲生儿子。宋高宗赵构在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当了“太上皇”，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昚（即宋孝宗）。赵昚不是赵构的亲儿子，而是个养子。

接替宋宁宗赵扩当皇帝的理宗赵昀也不是赵扩的亲生儿子。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宁宗没有子嗣，先后抚育“太祖十世孙年十五以上者”贵和、贵诚为养子，贵和改名为赵竑，贵诚为赵昀，宁宗“崩于福宁殿”后，大权在握的奸相史弥远便挟逼杨皇后，称宁宗遗诏命赵昀嗣皇帝位。 

宋理宗赵昀亦无子嗣，在当了四十年皇帝“崩于福宁殿”后，“遗诏皇太子禥即位”，赵禥世称宋度宗，不是理宗赵昀的亲生儿子，而是赵昀亲弟弟的儿子，由理宗育为养子。

明武宗朱厚照，是个荒淫纵欲的皇帝，戏曲《游龙戏凤》就是描写他游幸江南调戏民女而遭民女斥责的故事。太监江彬为了把持朝政，引导武宗到处抢掠妇女淫乐。《明史·江彬传》载：“十三年（公元1518年）彬复导帝往幸大同，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类似文字不胜枚举。可是，这位风流的正德皇帝只做了十六年皇帝，才三十一岁，就稀里糊涂地死在淫乐的豹房。虽然连在游玩途中也劫掠数十车良家女“日载以随”，却没生出儿子，只得由太后和大臣商议，依照“兄终弟及”的规定，由武宗的亲弟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就是海瑞罢官时的嘉靖皇帝。 

还有好些没有亲生儿子的皇帝。 

为什么妻妾万千的皇帝会没有子嗣呢？ 

一个原因是早婚。 

《左传》记叙有“晋侯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 

《汉书·平帝纪》：帝崩于未央宫，皇帝年十有四岁……其出媵妾，皆归家复嫁。 

前而提到的宋哲宗赵煦，十岁就继承皇位，不久后就由“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入宫”。 

这些皇帝在十三、四岁年纪就结婚了，身体尚未发育健全，怎么能生育子女呢？ 

二是因为近亲结婚。 

《汉书·高后纪》记载：“惠帝即位，……太后立帝 鲁元公主女儿为皇后，无子。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非王者皆非孝惠子”。 

刘邦的皇后吕雉只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就是汉惠帝，女儿就是鲁元公主。 

鲁元女儿由刘邦亲自出面，许配给大臣张耳的儿子张敖，生了个女儿叫张嫣，这时才十岁，就由吕太后横蛮作主，嫁给嫡亲舅舅汉惠帝为妻，这种近亲结婚，自然“无子”！ 

第三个原因便是纵欲。 

《帝王春秋》云：“天子一夕御九女”，并且具体规定：“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后返之。” 

“一夕御九女”，周而复始，每天都要与九个女人性交，就是“龙种”，也会力疲精尽，何况还有成千上万的美人，良人……，良使，夜者等妾侍需要“加班加点”临幸，还有源源不断选入宫中的新人等着沾皇帝的“恩泽雨露”，不把皇帝身体摧垮才怪哩。再者，按这规定时间排列顺序进行交御，错过了嫔们的“排卵期”也难生儿育女呀！ 

纵欲过度，自然不会生儿女，还会短命早死。前面提到的汉恒帝刘志，宋度宗赵昀，明武宗朱厚照，不都只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就死了吗？ 

女人多，未必会多子多福！这或许是那些盼着广延子嗣的皇帝们没有想到的。 

人有常情，物有常理。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总会一败涂地！

83、康熙是著名育稻科学家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首创杂交法培育出水稻良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解决“民以食为天”的天大问题——吃饭，做出了杰出贡献，备受人们赞誉。 

凡为广大人民做过好事，尤其是大好事的人，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清朝康熙皇帝玄烨也是一个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他发明了水稻种值（应为植）中的早稻和双季稻。 

在他之前，虽说中国种值（应为植）水稻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道县玉蟾宫发现人类最早人工培育的稻种”，还成了“2004年湖南四大考古成果之一”，但是，古代一直只种一季稻，现在俗称“中稻”。 

中国历代皇帝，每年“谷雨”季节前后，都会参加一次祭祀先农神的活动，纪念开创了中国农业事业的远古祖先先农氏。 

行礼这天，皇帝先祭先农神，然后来到一块叫“籍田”的田里，右手扶黄 （犹如犁），左手举黄鞭，由几位尊贤老人牵着牛，在宫廷乐队演唱的赞美禾稻的歌曲声中，皇帝耕翻三垄泥土，户部侍郎（相当如副部长）播上种子，再由尊贤长者用一层薄土掩盖住种子。之后，皇帝便登上观耕台，观看陪同来的王公大臣推 耕种。 

仪式是隆重的，但是封建皇帝们大多只是把这当做走出深宫，摆脱繁琐政务的一种“农家乐”罢了，走走过场了事，一踏上田埂就不再闻问。 

康熙却是个认真的人。 

他不只是在京城北京设立了专门祭祀先农的殿庙先农坛，还专门开辟了一亩“自留地” 当“籍田”。他不只是身体力行地参加隆重的耕种仪式，还经常来到“自留地”的田边地头，察看庄稼的生长情况，检查收获产量的多少，研讨种子的优劣，耕作方法的改进。 

他没把自己当做欺哄群众的“演员”，而是脚踏实地，以农民兼皇帝的身份，常蹲在“籍田”这，研究庄稼的种值（应为植）经验，研讨全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南巡江浙时，他觉得江南的香稻特别好吃，就特意带回香稻种子，放到先农坛那一亩“自留地”（马屁精尊为“御田”）试种，结果因北方气温水温都比南方低，试种失败了。 

若是象别的皇帝那样，把这当一件好玩事儿，一试不成就撒手不干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早稻和双季稻了！ 

偏是康熙是个执着的人。 

失败没让他灰心。相反，他认真总结教训，领悟到要使稻种适应新环境，必须进一步改良土壤，提高地温和水温，他总结利用南方农民提高水温的经验，把猪毛鸡毛撒进稻田里，用山泉水浇灌禾苗，可以提高地温水温，促使稻谷早熟，结果大获成功。 

成功没有让他骄傲，他又坚持继续实验。 

为了实验方便，利于随时观察研究，他在西苑的丰泽园（就是毛泽东住过的中南海旧居）开辟了一块“试验田”——苑田，种值（应为植）他在“自留地”里试种出的“御田稻”。 

有一天，上朝办完政务，他又乐孜孜地到“实验田”边来察看。当时正值阴历六月，稻苗才拔节生长，可是，在绿油油的稻田里，他猛然发现，有一株高高挺立的稻穗，结出了沉甸甸的稻谷，而且，已经饱满成熟，一串金黄！ 

其他稻苗呢，才不过含苞抽穗，少数吐出稻穗的，也只青壳含浆。这一株稻穗，比其他“御田稻”早熟了三个月！ 

真是无独有偶，袁隆平的杂交稻，也是从偶然发现的一株野生稻开始的！ 

　“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发现”，是贤哲总结出的成大器的经验，古今都能验证。 

康熙是个有心人，是个善于发现的人。 

他激动的扑下稻田，摘下了这一穗奇特罕见的稻谷，第二年栽种在“实验田”里进行实验，结果出现了奇迹：到了六月，株株黄熟！ 

从那以后，康熙下令，不断扩大种值（应为植）面积，此后四十年中，宫中帝后们都食用这种早熟稻香米，“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曰御稻米”，那早熟香稻也命名为“御稻”。 

康熙的可贵之处是，并不以自己吃到了好稻米而满足。 

他继续开展实验，把水稻栽种到更北的气温更低的地带去。 

因为“御稻”比常规稻提早三个月成熟，一般在白露前收割，康熙便借每年去承德避暑山庄避署（应为暑）时，在山庄开辟稻田，试种优良稻种“御稻”，使这个因霜期比北京还早而一直不曾栽种过水稻的地区，从此有了稻米。 

他不但培育出了“御稻”这种早熟的优良品种，而且推广到北方，使北方广泛种值

（应为植）水稻，从而产生了“口外米”、“东北米”，这些都是康熙的功绩！ 

　　在向无霜期短的北方推广种值（应为植）水稻的同时，他又把“御稻”作为早稻优良品种，推广到南方江浙一带种值。并借此在南方改变历来只种单季稻的习俗，开始种值（应为植）双季稻，还专门委派大臣，了解观察总结种值（应为植）双季稻的经验，使双季稻获得广大农民的认可而大面积推广，这或许也是后来南方大面积种植香稻原由。 

康熙培育出中国的第一种早稻优良品种，亲自试验并倡导了中国的早稻种值（应为植），又在南方创造了栽种双季稻的科学方法，使南方北方都能吃到优质大米，使稻田产量从此大幅提高，为解决国计民生的吃饭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这个贡献，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对袁隆平的宣传，是非常应该的。我不明白的是，在现在“帝王热”中，一些人对皇帝们玩女人兴致极浓，在写康熙时，却对他的这一突出贡献不肯著一字！ 

遥想康熙在“御田”里辛勤耕种的身影，我忽然想到出现在“种树节”的领导人身影。如果不把它当作“走秀”的形式，而象康熙这样扎实体验，或许中国的林业会更繁荣，惹得外国人为2008年“奥运”担心的沙尘污染，还有沙漠逼近北京官厅水库的忧虑，或许早已得到解决，可惜，都只“演戏”栽树，谁也懒得看一看自己栽的树活没活，甚至第二年又把新树苗栽到去年种过的树坑里。 

84、自古忠臣无好死 

在中国，历来每当人们道古论今，回顾历史沧桑，常会同情地嗟叹：“自古忠臣无好死”，连说书的唱词也有：“说忠良，道忠良，忠良几个好下场！” 

为世代人民群众赞颂的古代忠臣，多是爱国爱人民的好人，或是在强敌入侵时挺身而出，或是为国家鞠躬尽瘁，或是为事业死而后已，或是敢于为老百姓仗义执言，但是，他们往往含冤而死，死得悲惨激烈，死得叫人同情惋惜。他们的惨死，常常得到人民群众的敬仰、缅怀，乃至立庙祭祀。 

且不说宋朝的岳飞因“莫须有”三字的的罪名冤死风波亭，也不说明代的于谦以“意欲”两字的罪名被杀害，更不说秦朝的蒙恬被胡亥与赵高、李斯密谋赐死，只看看汉朝几位名将周亚夫、李广、马援的际遇，就让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对刘汉皇朝有再造之恩，是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的得力功臣，救命恩人。 

没有周勃，刘恒当不了皇帝。 

刘邦的老婆吕后死后，吕氏子侄依然把持朝政，为非作歹，周勃和陈平在刘氏勋威的支持下发动改变，拥立刘邦与薄姬的儿子刘恒当了皇帝，就是汉文帝。 

周勃死后，儿子周亚夫袭职，成了掌握兵权的大将，率兵驻营细柳，以防匈奴，周亚夫的部队军纪严明，斗志高昂，当文帝带领随从来部队视察的时候，守门哨兵栏住御驾，不让进去。文帝取出符节，派随员按周亚夫的命令入营通报，由周亚夫传令，文帝才踏入军营，可是，士兵又告诉文帝：“将军有约，军中不得驰驱！”文帝只好下马，“按辔徐行”，一直走到主将营帐，周亚夫才从容出迎，披甲配剑，对着文帝行军礼。文帝不禁十分感动，竟略俯身子，向这严谨军纪的将军鞠躬致敬。文帝视察完后离去，亚夫以军命在身为由，留在营帐，未曾相送，一待文帝离开部队营寨，亚夫又令士兵闭住营门，严整如故，文帝回头见了此情此景，连连赞叹：“这才算是真将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细柳营”的故事。隋代诗人明余庆曾有诗句礼赞“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 

文帝不仅回宫后仍对周亚夫大加称誉，临死时还叮嘱太子刘启：“周亚夫缓急可持，将来如有变乱，尽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 

刘启后来做了皇帝，就是汉景帝。 

周亚夫没有辜负文帝的信任和重托。 

当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大力削除诸候王势力，引发吴王楚王举兵叛乱，汉皇朝危在旦夕。周亚夫临危受命，与另一位重要将帅 窦婴一道，一举扫除以吴楚为主力的七国之乱，巩固了刘启的帝位。 

如果没有周亚夫，汉景帝就可能被声势浩大的吴王推翻而遭杀身之祸，就像吕后和文帝掌握皇权之前的前后两位少帝一样。 

可是，就是这位在危难中救护了汉景帝的功臣，为抗击匈奴入侵做过巨大贡献的大将，竟然被汉景帝诬以“谋反”的罪名做为回报，关在牢狱中，狱吏竟恶狠狠地说：“就算你活着没有谋反，死后在阴间也会谋反！”秉性忠直的周亚夫知道景帝己忘前恩，料难安然久活，索性在狱中闭目绝食，表示抗议，饿了五天，遂使呕血数升，气竭而亡，史称：“景帝饿死周亚夫”。 

李广是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当皇帝时的一员大将，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他从军四十年，历经大小七十余战，抗击匈奴，英勇善战，连匈奴人也敬佩地称赞他为“飞将军”，一直广为人民群众称誉，唐朝诗人王昌龄就有诗歌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然而，就是这位屡立战功的大将，却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去进攻匈奴的时候，年老的郎中令李广一再请求出征，被武帝任为前锋。到达前线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卫青竟命令李广带领自己的部队与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汇合在一起，在大军右翼担任掩护。李广争辩说，是皇帝亲自任命我为前锋的，请求仍任前锋，冲在大军最前面，以报杀敌报国之志。卫青却称奉武帝的秘密指示，才把李广调为右卫，一口拒绝了李广的请求。李广忿怒而退，只好和赵食其一道率军前往，在大军右翼担任掩护任务。行军途中，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部队竟突然没有了向导，只能在茫茫沙漠戈壁滩上迷蒙行进，迷失道路，致使部队延误了与卫青部队汇合的时间。卫青以此为由，派执行军纪的长史责问李广和赵食其延误军期的原因，下令李广的参谋幕僚助手到司令部接受审讯。李广前思后想征途中接连发生的奇怪事情，知道好杀人的汉武帝是打算置自己于死地，于是无可奈何地拔刀自刎。 

死讯传出，全军痛哭，全国许多老百姓都垂泪流涕，汉武帝却连一句表示哀掉（应为悼）的话也没有说！ 

马援是东汉刘秀当皇帝时的大将，在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起义和与交趾（今越南）征氏二姐妹的战斗中，为东汉皇朝屡立战功，如今耸立在湖南张家界王村（即人们称之为“芙蓉镇”者）对面山头上的“溪州铜柱”，铭刻着马援与少数民交往的历史。至今在中国脍灸人口的成语“马革裹尸”和“画虎不成反类犬”、“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都出自马援之口，证明马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 

但是，就是这位文武双全的“伏波将军”，却在湖南武陵壶头山一带瘴疠之地艰苦奋战的时候，甚至因病累相煎无医治疗不幸在前线死亡尸骨未寒的时候，却饱受谗言诬陷，将他在征战交趾时带回的几袋治疗风湿病的薏米，说成是无数珠宝，光武帝刘秀竟信以为真，将马援以前立下的汗马功劳统统忘记，也不查证核实，就下圣旨追讨已经死去的马援的罪责，使得马援的妻子只好用草席匆匆裹住刚从南方前线偷偷运回的马援尸体，在洛阳城西荒山上悄悄埋葬，亲朋好友都不敢去告别吊丧。后经马援妻几次上朝鸣冤，有关部门也查实了马援从交趾运回家的只是薏米，根本不是珠宝，刘秀仍是没有一句表示安慰的言词，连马援的四个儿子，也没有依照皇朝制度，袭职封官，只不过不再查究本就没有的罪责而己！ 

赴战场前慷慨陈词“以马革裹尸还”的马援，最后真是草席裹尸的悲惨下场！ 

这些忠臣良将的忠诚和功劳，往往铭记在历史上，铭记在老百姓的心灵里，但是，任何一个皇帝，自以为至高无上，忠臣、功臣都只是爪牙走狗，是不会把他们记在心上的！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会有一份歉愧。 

皇帝是不能歉愧的！ 

没有一个封建皇帝对臣下表示过感激或感谢，无论是为他创建皇朝立了功，还是从死亡里救出过他。 

皇帝们都有一颗冷漠的、忘恩负义的、恩将仇报的心，于是，功臣也罢，忠臣也罢，自然难得好死，难得寿终正寝。

85、开国功臣多惨死 

五千年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刘、杨、李、赵、朱，轮着当皇帝。 

皇帝是由人抬着轿子送上金銮宝殿的。这些吹喇叭、抬轿子把皇帝送上金銮宝座的人，就是开国功臣。 

开国功臣有文臣，有武将，是皇帝们的亲密战友。按说是他们帮助皇帝打下了江山 ，又簇拥着皇帝登上宝座，“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皇帝应该感谢他们才对。可是，历史却非常无情，这些开国功臣大多被皇帝加上各种罪名，尤多“谋逆”之罪，惨遭杀害，甚至诛连三族、九族！ 

就拿汉朝来说吧。 

在称王以后第六年（公元前201年）春季的一天，刘邦在长安即皇帝位，与大臣高起、王陵等人一起，在南宫喝庆功酒的时候，骄傲而略带几分感激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汉书.高帝纪》） 

登上皇帝宝座的汉高祖，当众赞扬张良，萧何、韩信是帮助他夺取天下的三个大功臣，并且“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铭记功臣，永志不忘。 

可是，语犹末冷，他和吕后一道，就用阴谋诡计，把韩信骗进皇宫，以“谋反”的罪名，当场杀害，甚而将其父族母族妻族，一并杀绝。含冤的韩信，面对屠刀，仰天长叹，留下一句足警后世的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冤（应为兔）死，走狗烹！” 

萧何呢，他曾“月下追韩信”，使韩信登坛拜将，大受重用，使韩信屡立奇功，垓下一战，竟“四面楚歌”，大败楚军。刘邦很器重他，他也会看风使舵。先是建造未史（应为央）宫，让刘邦尽情享乐，以求固宠，后见刘邦要剪除韩信，为了保全自已，他不惜牺牲朋友，与吕后一道设计阴谋，并亲自出面去骗装病不出门的韩信，终于使韩信被杀，故民谚谓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是萧何卑鄙到如此地步，刘邦和吕后仍处心积累，欲置他于死地，以“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由，“下相国廷狱，械系之。”幸亏他狡猾，从那后一直装穷作俭，装聋作哑，“墙屋毁损，不令修治”，到七十多岁才怆然病逝。但野史也有说是被刘邦阴谋加以罪名杀害的，才有谚语“萧何制律死萧何”流传至今。 

张良最聪明，在刘邦当上皇帝准备动手大杀功臣的时候，他谢绝了刘邦的封赐，在家幽居，炼丹求神，不问政事，后来悄悄离开长安是非之地，到山水间流连，不知所终。 

刘邦“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的功臣们就落个这么悲惨的下场！ 

隋文帝杨坚对开国功臣也多加诛杀。《隋书·高祖纪》就记载：“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如大将梁士彦，元帅高颖，或以“欲反”，或以“谤讪朝廷”，先后被诛杀。 

唐太宗算是开明君主，登上金銮殿，他便把二十四位功臣的形像，绘在大殿凌烟阁上，表示要世代纪念。可是，皇帝的圣旨，有时是屁话，根本不算数。就在他享受当皇帝的无穷乐趣的时候，便以“谋反”为借口，杀害了凌烟阁上的功臣大将侯君集；一番“勉自修饰，无贻后悔”的训戒，吓得凌烟阁上的另一位功臣大将尉迟敬德只好装神弄鬼，信仙方，炼丹石，“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唐书·尉迟敬德传》）默默老死。 

魏征也是被李世民画上凌烟阁的功臣。唐太宗曾诚恳赞誉这位经常“犯颜进谏”大臣：“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征殁，朕亡一镜矣！”“征似疏慢，惟朕独见征妩媚”。这些“圣喻”是在魏征死后说的，应算是“盖棺定论”吧。可是，曾几何时，当有人挑拨说，魏征的忠言进谏，是靠贬低皇帝为自已捞虚名，李世民一气之下，就把凌烟阁上的魏征图像涂抹掉了！ 

凌烟阁上的功臣们，杀的杀，关的关，涂的涂，除了很早就死了的，最后剩下的寥寥无几。 

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个大杀开国功臣的皇帝，而且是屠杀功臣最残酷的皇帝，他经常亲手栽赃，制造一件又一件大冤案，大量地诛杀帮助打下江山的文武功臣。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是和朱元璋一道起兵的老乡，蓝玉作为一员饶将，很受朱元璋常识，蓝玉在征云南，北驱蒙古追赶元顺帝残部等重大战役中都创立奇功。可是，当朱元璋在南京一坐稳皇帝宝座，就唆使锦衣卫的特务，利用蓝玉“骄蹇自恣”的缺点，诬指其“谋反”，并借此牵连其他一些功臣，以集体谋反为名，“手诏布告天下，条列 书为《逆臣录》，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千人”（《明史·蓝玉传》）。 

还有屡立战功的大将冯胜、傅友德、胡大海，不是故意找借口“赐死”，就是借生气亲手宰杀。 

就是对和他一起举旗造反闹革命的亲密战友，流氓加老乡，他也不放过。徐达就是这么一个老乡加战友。原来在乡间两人常以哥弟相称，举事后，徐达英勇善战，多立奇功。十七年后，朱元璋做了皇帝，封徐达为大将军、魏国公，派徐达率大军镇守北京，还专门在南京莫愁湖畔为徐达建造堂皇府第，应该是格外恩宠了。可是，朱元璋对这老乡加亲密战友也十分猜忌 ，有一天，突然下旨召徐达回京，什么事都没有，只说要找徐达下围棋。 

在战争期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徐达的棋艺比朱元璋的高明，这回召徐达回来，就是要测试徐达是否恃才逞能，藐视皇上。徐达经过几回大冤案大株（应为诛）杀，也明白今日的朱皇帝，已不是当年在一起欢乐玩耍的好伙伴了，下棋时格外小心，灵巧应对，居然把棋子构成“万岁”二字图案的棋阵，随即叩头山呼“万岁”，以求朱元璋不起恶念。一场惊险的充满杀机的下棋结束了，朱元璋却更不放心，觉得徐达老谋深算，不能让其再掌大军，便以徐达背上生疽为由，留住南京，形同软禁，不久又赐以下了毒的蒸鹅，徐达含泪吃了鹅肉，很快就死了。 

对于帮助他打下江山的文臣，如胡惟庸，如李善长，如刘伯温，等等，朱元璋不是制造冤案，大加诛连，就是下毒毒死。 

皇帝们为什么要这么大杀功臣呢？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赵匡胤原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手下一员大将。柴荣才当了四年皇帝就死了，把保护小皇帝恭帝柴宗训的大任，交给了他十分倚重的赵匡胤。谁知言犹在耳，赵就利用执掌兵权的职务，怂容手下一群将佐，借出师抗击契丹入侵的机会，发动陈桥兵变，导演出一场“黄袍加身”的闹剧，然后率军回到京都洛阳，逼迫皇太后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交出政权，还假惺惺地“呜咽流涕”，说是军将逼他当皇帝的。 

其实，五代时的皇帝，几乎都是阴谋篡夺前代皇帝的权力而称帝的。 

赵匡胤见这么容易就当了皇帝，自然特别警惕那些给他“黄袍加身”的将帅们。于是，有一天晚上，他举办宴会，招待为建立大宋皇朝立了大功的的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将帅，一边喝酒，一边推心置腹与这几个故交好友交谈：“皇帝这个宝位，那个不想坐呢？我坐了一年多，从没睡个一个安稳觉。假如你们中间哪个贪图富贵，也暗中怂恿，搞一回黄袍加身，我一想到这样，还睡得着吗？”还替这些人谋划说：“朕为卿等打算，不如释去兵权，购置良田，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娱，这样上下相安，君臣无忌，岂不是上策么？”威胁加上利诱，一杯酒就解除了将帅们的兵权，也排除了威胁皇帝的一批“定时炸弹”，使自五代延续了五十多年的争夺皇位的战争从此告一段落。 

“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也罢，残酷血腥的株（应为诛）杀也罢，皇帝们这么对待开国功臣，其实就是担心他们夺取自己的帝位。 

为了长久当皇帝，世代当皇帝，皇帝们都是无情的，狠心的，不会珍惜老乡的感情，战友的深情，甚至父子的亲情！ 

只可叹几千年里，很少有人认真听过韩信的忠告，总是在扮演着鹰犬和走狗的角色，扮演吹喇叭抬桥子的角色。在把皇帝抬上宝座的过程中，乘机捞取个人名利，结果大多落个尸首分离，妻女抄斩，固然可怜，但不足措（应为惜）。 

谁让他们热衷于做鹰犬、走狗般的功臣呢？

86、床的来龙去脉 

近读湖南文艺出版社《柏杨鉴古录》中的《跪》篇云：“公元后三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不再席地而坐”，我以为，如果“床”是卧具而不是坐椅的话，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汉人刘熙《释名·释床帐》为：“人坐所卧日（应为曰）床。床，装也。” 

《易》的“剥”篇云：“剥床以足”。 

上述的床，即是卧具，亦是坐具。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床呢？ 

《周礼》的“天官·玉府”篇说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亵器”，可见周朝就已经有床了。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魏文侯时，司（应为西）门豹为邺令，……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当为河伯女儿（应为妇）’，……共粉饰之，如嫁床第，令女居其上”，魏文侯公元前446年—公元前397年在位，“河伯娶妇”也用床了。 

《资治通鉴》记载：“周显王扁”“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齐靖郭君贱妾子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孟尝君尝聘于楚，楚王遗之象床”。 

《战国策》记录这件事为；“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 

《辞源》释“象床”为“象牙装饰的床”。 

上述记录证明，在周代和春秋战国时代，都有床，而且还有装饰了象牙的高级床。 

这种昂贵高级的象牙床，也为后世皇宫贵族仿效。 

汉朝学者刘歆在《西京杂记》里记载：“赵飞燕女弟（赵合德，姐妹二人同为汉成帝刘骜宠妃）居昭阳殿，……玉几、玉床，白象牙簟”。 

《晋书》记载：“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细簟”。 

簟即卧席，用洁白的象牙片制成卧席，光滑凉润，帝王贵族们真懂得享受。 

毕竟象牙稀少珍贵，不能人人都睡象牙床，那么，人们又睡什么床呢？ 

南朝梁代的沈约在编著的《宋书》中的“礼”篇里，就这样写道：“天子坐漆床，居朱屋”。“漆床亦当是汉代旧仪，而汉仪不载。”还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在制作床的木材上涂朱漆的原由：“夫珍木嘉树，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山，致之不易。借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役苦费深，为弊滋重。是以上古圣王，采椽不斫，斫之则惧刻桷雕楹，莫之其限也。哲人县鉴微远，杜渐防萌，知采椽不惬后代之心，不斫不为将来之用，故加朱施漆，以传厥后。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旨，将在斯乎？” 

这些文字说明，在汉朝以前，除了珍贵的象床，还出现了用“珍木嘉树”做的木床，其中可能就有现在奉为珍宝的“红木床”。有“圣王”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不必“役苦费深，为弊滋重”地到深山老林去砍伐珍木嘉树，利用随处可伐的“散木凡材”制成床，再涂上红漆，就是很漂亮的床了。之所以涂朱漆，那是因为皇帝崇尚红色，连住的房屋也涂成红色。这一崇尚红色的特点，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棺木、漆器，以至北京故宫的红墙，都足以证明。 

那么，这位下令制作比“象床”，“红木床”平易普通的“漆床”的帝王是谁呢？我认为是汉文帝刘恒。 

《史记·孝文本纪》这样记录汉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圃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求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用瓦器”。在临死前，文帝还遗诏从简办丧事。之前的刘邦吕后，忙于安天下，管不了这些琐事；之后的汉武帝、汉元帝、汉成帝等，都极事奢华，所以，漆床应是文帝所为。 

漆床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前后。 

五代时，南朝的宋武帝刘骏厉行节俭，使用了一种更简朴的床。 

《宋书·武帝本纪》载：“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 

这种用铁钉做的直脚木床，后来成了普通百姓家常用的床。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忘怀录》中记载：“为床长七尺，广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居以上，别为子面，嵌大床中间。子面广二尺五寸，长三尺，皆木制靠坐，欲涩欲眠，令身不褪，常下虚二寸。床下以板称之，勿令通风……。”这已经与现在流行的木板床没多大差别了。 

从这些文字记载推算，中国至少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就已经有床，而不是“公元后三世纪”才从蛮族部落引进的。 

不知柏扬先生之说以何为据。 

因为人们天天要睡觉，离不开床，所以，旧时风俗，年终以酒祀床母，以茶祀床公，祈求一年都能安寝。看来，床公床母是吃斋的神吧？

87、帽的起源  

帽，在现代不但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一种装饰品，礼帽、遮阳帽，草帽，皮帽，林林总总，花花色色，不可数计。 

帽是何时才有的呢？ 

据《续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官员为了区分级别，一是胸前悬挂官印的缓（应为绶）带色彩和长短不同，一是头顶的冠不同。 

冠有进贤冠（文官）和惠文冠（武官）。 

冠是官职标志，不是帽。 

为了不让散乱的头发影响视看和形象，古代穷人用粗布包裹头发，称为“帻”。有地位的官员贵族都用绢帛把头发束裹起来。 

虽然有古人谓“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可是，有一段时间，汉元帝刘奭，（就是后悔将王昭君嫁到匈奴的那位皇帝），因额头上方长出了长头发，老是垂散到眼前，看臣下的奏章很不方便，身边侍候的太监，便按照老百姓（贱人）的办法，用绢帛做头巾（帻），把皇帝的头发包起来，大家觉得既美观又方便，臣属们竞相仿效，都用起了头巾。

《汉书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帻也。”当时文吏多用介帻，武官多用平上帻，还有童子帻、纳言帻、黑帻、赤帻，等等。 

后来，为了更美观，有人又把丝帛头巾改成丝帛网，这种包头发的帛和网古人称为“纚 ”。 

东汉未年，王莽当政，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 

六十多岁的王莽，已经秃顶，一个光头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岂不让满期文武贻笑？再者天寒地冻时节，也会倍觉寒冷呀。 

王莽是个聪明人，“纷事改革”，自然也会想办法应付秃顶带来的不便。他的办法就是，在“纚”上再添加一层“屋”。

南朝沈约在《宋书·礼》中记载为：“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 

王莽在汉元帝使用的用以包头发的“纚”帻上再添上一层“屋顶”，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帽的前身，或曰帽的雏形。

三国时的曹操，在王莽使用的基础上，制成了“巾合”，又叫便帽。 

南朝宋代学者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武帝纪》做的“注”云：“汉未（应为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曹操）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巾合，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 

这记载看出，汉代官员包束头发的“纚”帻很奢华，不但用材缣帛，而且是以整幅为巾才觉得雅观。

整幅缣帛是多少尺寸呢？ 

《汉书·食货志下》曰：“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 

曹操觉得用整幅绢帛来包束头发，虽然美观，但太浪费，又麻烦费时，为了节约方便，便将整幅绢帛进行裁剪，制成了便帽。 

这种便帽，到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已广泛使用。 

不过，为了区分官员级别，人的贵贱，规定了颜色区分，某种身份的人只准许带哪种颜色的帽子，有严格的规定。 

到了晋朝，帽已经流行。 

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九年（334年）下旨规定，不但皇帝可以带帽，门下三省侍郎、尚书等高级干部也可以带白色低帻的便帽，帝后二宫的太监们可以带乌纱帽。其他人呢？司马衍没有明白指示。 

帽不但成了一种服饰，而且成了生活用品，就是皇帝不下圣旨，其他人也会赶时髦，于是，“士人宴居，皆着帽矣，而江左时野人已着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层云。”（《宋书·礼》） 

南北朝学者徐爰（原文缺此字）这样总结帽的源起：“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复其首。其本 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骊（应为纚）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 

知道了帽的来龙去脉，方知今日戴帽之不易。一顶看似平凡的帽子，竟经过了从西汉到晋朝期间三百多年的演变。

88、后记 

十年前，我在出版的读史随笔《半窗月轩钩沉》“后记”中写道：“史书踢（似应为赐）我以福”。 

我向来喜好史书，无论正史还是野史。 

史书是某一段时间的记录。 

有的正确，有的谬误，有的偏颇，即如司马迁的《史记》向为学者称道，但亦有“秽书”之指，因而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不能责怪先古前贤。人， 不是木偶，都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感情，还有观察事物的角度，了解事物的程度，文章也就不能求全责备。除非率意为之，故意为之者。

这是我在读史中逐渐领悟的。 

年轻时，为生活所累，不得不追名逐利，读书难得静下心来，往往便“好读书，不求甚解”，加之阅历贫乏，见识短浅，难免“人云亦云”。老了退休了，闲念少了，时间多了，能心安理得静下来读书了。有自己的思想钻研了，也就开始“钻牛角尖”了。这些字串，便是从史书“牛角尖”里抠出来的。自然，也就渗进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分析了解历史的角度和程度，难免失之偏颇。 

贤哲有“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之训。此教诲亦适于读史。 

史书迷信不得，亦亵渎不得，也轻视不得，还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妥切。 

多问几个为什么之后，必会有所发现。 

我在书中提出的“湘君”“湘夫人”不是尧帝的女儿；舜帝不是死在九嶷山而是只葬在九嶷山；君山不是“湘山”；李白曾两次入狱；杜牧与白居易不和不是因文人相轻，而是卷入了“党争”，等等，都是前人不曾论及的。虽因常识浅薄，只是门外杂谈，未必准确，但，至少我在史书文字间发现了嫌隙，发现了从未为人注视而又值得研究的线索。如果因为我的“抛砖”而得到行家们“引玉”，当十分庆幸。 

历史是一位母亲。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历史母亲留下的胎记。 

故圣哲有“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之训。 

历史母亲一生沧桑，历尽酸甜苦辣，更多的是苦难。 

已经有太多的不孝子孙在母亲心头用刀戳了百孔千疮，还有许多人为了一己之欲，正在作践历史。 

看看××讲坛，什么热，真是十分痛心。 

颠倒历史，糟踏历史，决不是一个伟大民族，伟大国家的明智之举。台湾的民进党不就是面镜子么？ 

读史，常易陷入沉闷。

沉闷再无人愿读下去。 

于是，佐之以笑料。 

“妲己有雀斑”，“皇后撒尿”、“状元必受宫刑”，等等，当会使人忍俊不禁。 

如果读者诸君能边读边笑，我将放下心来，且不说书有益，至少笑是有益的。 

笑望过去，笑眺将来。 

是为记。

2007年10月半窗月轩 

       编后语：

        崔合美先生的88篇美文，我分为九次引用，到此暂告一个段落。文虽作了结语，但我觉得先生意犹未尽，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先生读史之后，欣然命笔，给我们带来更多妙趣横生、充满睿智而又不乏幽默的文字。

         期待！

          另：文章中加粗的字，是我冒昧添加的。如有错误，尚请先生原谅，还望赐教！也请读者之中有识者指正！一并感谢！

           全文完

原题：（引用）9、爱吃红薯和无子皇帝/帽与床的起源    2013-08-07 19:24   发表

2018.12.31     阅读(499)| 评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