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微博 宁静致远者
读经济学研究生的时候，省委党校教授极力鼓动我们一定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教授的话还是要听的，于是买来《国富论》，很快看完，除了崇敬，没有太多的感受，这与认知水平、学术水平不高有关。前些天看到一篇研究亚当斯密的文章，说他临终前把自己所有的书稿付之一炬，感到很不理解，如此伟大的经济学家、思想家，怎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心血呢？文中对亚当斯密烧毁书稿的原因并没有说。不解之余，愈发对亚当斯密烧毁自己的书稿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又买来亚当斯密更重要的也是往往被人忽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认真研读。
亚当.斯密为何要烧毁自己的手稿？经过研读《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感到亚当斯密烧毁书稿既是谜团也属正常。对于斯密，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看。
经济的斯密。亚当斯密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道德的斯密。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里的观点，提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真实的斯密。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科卡尔迪。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地区的海关监督。母亲玛格丽特是该郡斯特拉森德利地方的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老斯密在儿子出生之前几个月即去世，所以，斯密是个遗腹子。斯密和他的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终身未婚，对母亲怀有美好的眷恋和敬意。据说斯密小时候长得非常瘦小，而且很早就有独自发呆和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个习惯伴随着他一生。4岁那年，斯密曾经被一群路过当地的吉卜赛人拐走，后幸被解救。9岁开始到14岁，他在当时苏格兰地区第一流的中学——科卡尔迪市立学校读书，10岁那年斯密开始学习拉丁语。
在斯密开始懂事的年代里，他生活的地方科卡尔迪不过是一个只有1500多个人口的小市镇。但是同大城市相比，这个小市镇是一个人了解社会的最好观测所。在这里有农村社会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的一切，比如爱好、苦恼和性格等等，都表现得比较充分。斯密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在与各色人等的接触和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正是这个小市镇给了斯密最初观察人性和研究社会的素材。斯密后来思维的材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史学素养，一是他早年开始对人的观察。
在学校里，斯密是一个学习勤奋、酷爱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引人注目的学生。到14岁，他在古典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已经充分具备了进入大学的能力。1737年10月，未满15岁的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他与这所古老大学的毕生情缘。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西北部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但是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一批著名的导师。斯密在这里学完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的教授都是非常卓越的人物。邓洛普教希腊语，希姆森教数学，哈奇逊讲授伦理学。斯密从这些导师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弗兰西斯·哈奇逊，是很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是对斯密的学问和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师长。大约半个世纪以后，斯密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在回想起这所古老的大学对他的恩情时，深情地说道“哈奇逊令人永世难忘”。在斯密交往的师长和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哈奇逊那样启迪他的良知，指引他前进的方向。虽然也有人说，休谟和魁奈是对斯密影响最大的人，但是要说斯密是谁的学生，大概只能说他是哈奇逊的学生。哈奇逊崇尚自由、思想解放、性格温良、口才极佳，深得当时学生的爱戴，他的仁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思想，虽然在后来受到斯密的批评，但是他对社会运行的乐观主义的气质还是对斯密的理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关于哈奇逊对斯密的多方面的影响，雷在他的《斯密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斯密相信哈奇逊宣传的宗教上的乐观主义，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哈奇逊鼓吹的热爱自由和理性的观点也被斯密接受。在一些具体方面，如法学，斯密曾经对人承认他讲授法学时提出的财产权的理论是从哈奇逊那里得到启发的；伦理学方面，他的整个《道德情操论》无疑是哈奇逊的影响下形成的，据说这部书的框架在他作为学生听哈奇逊讲课时就已经形成；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萌芽最初是在哈奇逊的课堂上提出的。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中，有一个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他为斯密树立了一个理论的靶子，使得斯密得以形成自己独到的思想体系。
1741年，斯密在从格拉斯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之后，作为享受斯内尔奖学金的学生（每年40英镑），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读书。一直到1746年左右才离开巴利奥尔学院。斯密在牛津上学的时期，正好是学校教育的一大黑暗时期，课堂里充斥着低劣的讲解和毫无意义的讨论。教授们无心施教，无视学生的要求，对流行小说的兴趣远比对伟大经典要高。学校里面派系林里，教师之间钩心斗角，乌烟瘴气。所以，在这个时期曾经就读牛津的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对其不仅没有感恩之情，反而厌恶之极。巴特勒、吉本、边沁等先后在这所学校的著名人物都在很多场合抨击过牛津的腐败。斯密在他一生中的多个时期都曾经谈到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和感受，认为这个当时英国最为富裕、资金最充足的学校已经成为各种陈词滥调和腐朽偏见的避难所。斯密认为，牛津的堕落是由于这所学校的资金分配制度太糟糕。虽然斯密对牛津大学予以强烈谴责，但是他不同于吉本和边沁，并不认为在牛津的六年是虚度年华，甚至对牛津心怀感激，原因不是这里的教师或者是这里的学术氛围，而是巴利奥尔学院有一个在牛津大学中算是最好的图书馆。斯密在牛津大学读了很多经典著作，但是由于过分用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矛盾的斯密。我们能发现两个不同的亚当·斯密，一个亚当·斯密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怀宽广、才华过人、卷帙浩繁、不受羁绊，而另一个亚当·斯密少言寡语、盛气凌人、不求精准、名声不佳、主张自由放任。斯密并非写了两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别供市场经济的怀疑者和支持者引用。相反，他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造了一个自洽体系：由于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天生需要通过满足小范围的同情心来换取快感，所以不仅需要在私人领域强调爱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众领域强调应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来推动公益，并强调要警惕自私的掌权者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被视为市场经济之父，而不是计划经济或福利主义之父。
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但它们之间的分工，并不是“两种思想、两个斯密”的对立，只不过一个谈的是“自利”达致“利他”———个人与社会在理智行为中，基于理性自发达成一致；另一个谈的是“自爱”达致“同情”———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观点都是同一个：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于是，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时，而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正是因为斯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当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将是斯密毕生的思考与追求。
无奈的斯密。1790年7月17日，斯密因病去世。大约在死前两周，斯密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下令让有人销毁了他未出版的全部手稿。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写道：“我们并不轻易怀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对人产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个人不是为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却不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不去做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说这是某种可爱的缺点。它把一个人变成与其说是轻视或憎恨的对象不如说是可怜的对象。但是，这种缺点还是多少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满不在乎和不节俭的品质，一般不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讨人怜悯，而是由于它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
斯密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
斯密在17年后发表的《国富论》中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经济学家邹恒甫说。
由此看来，亚当·斯密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复杂的人，既是经济的又是道德的，既是真实的又是矛盾的，而更多的却是无奈的。这种矛盾和无奈丝毫不损害他的伟大。烧毁的未必就值得可惜，留下的则是他无人能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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