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
程颐逝世二十二年后，朱熹出生。在这期间，曾孕育了灿烂文化的宋朝，在军事实力上远不及汉朝和唐朝，于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京城被来自东北的女真族金国攻陷，宋朝被迫迁都到杭州。就此，宋朝分为北宋（公元九六O至一一二七年）和南宋（公元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二十世纪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程朱的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
新的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儒家最重要的经书，称为《四书》。朱熹做的《四书集注》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朝取代宋朝。公元一三一三年，元仁宗诏令，以“四书”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并以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为解释“四书”的依据。明、清两朝沿袭元制，直到一九O五年，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才废除了这套做法。
儒家思想在汉朝取得学术界的优势地位，重要原因是儒家成功地把思辨哲学与学问结合起来。儒家思想的这两方面特点在朱熹身上充分显示。他学问渊博，是著名的学者；他慎思明辨，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几世纪来，朱熹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人物，不是偶然的。
“理”或原理
程颐关于“理”的理论，到了朱熹这里，被阐述得更加明晰。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人为的，都自有其理。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之理，这类事物中的任何一件事物，一旦开始存在，这一类事物的理便进入该物之中，成为该物之性。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乃是由于其中之理。因此，按照程朱学派，事物分门别类，并非每一类都有“心”，即有“情”，但各类事物都有其特性，就是它们的“理”。
举例，人未曾发明舟车之前，舟车的“理”已经存在。所谓“发明”舟车，无非是人发现了舟车之理，于是按照它去制成舟车而已。在宇宙未生成之前，一切“理”便都已存在了。《朱子语类》有一段话：“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这就是说，理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这“理”便是该事物的“气”，这就是说，“理”是事物的终极标准。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终极标准；它是至高的，又是无所不包的。它包括了万有的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概括，因此称为“太极”。朱熹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由以上可见，太极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的“善“的观念，或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的“神”的概念。
但朱熹的“太极”比柏拉图的“善”或亚里士多德的“神”的观念，更具有神秘性。因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类事物的每个个体之中。“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
那太极是否失去了统一性呢？朱熹回答，否。“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关系，以及“一”和“多”的关系，怎样解释也是难题。朱熹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用月亮来解释，本事佛家常用的比喻。至于一类事物之理和个别事物之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要问，朱熹可能也会用月亮来打发。
“气”
如果存在的只有“理”，那么世界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但是，由于有“气”的存在，才有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当然，在“气”之上还有“理”作为模式。
任何个别事物乃是气的凝聚，但这个别事物不是独立自存的，它还是一类事物中的一份子，是按照这类事物的理的模式而凝聚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时候气的凝聚总有理在其中。
关于理和气孰先孰后，这是朱熹和他的门生讨论很久的问题。
他的中心思想是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是，因为时间和气是同时存在的，若没有气，便没有时间，因此不能说今日有是理，明日有是气。另一方面，理是永恒的，永恒进入时间，又超越时间，因此把理说成在气（时间）之后开始存在是荒谬的，因此提出“理和气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宇宙本体论上是没有意义的。说“气的开始”意味这先有时间后又气，是事实上的谬误，而说“（永恒的）理的开始”则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
另一个问题，如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维来说，理和气之间，哪个是“第一推动力”？
理自身“缺少意志和设计，没有创造力”，所有不能成为“第一推动力”。但理的自身虽不动，在它的“纯净、虚空又广阔的世界”里，有“动静之理”。气一旦“禀受”了动静之理，它就开始“动”或“静”，气之动者称为“阳”，气之静者称为“阴”。按照朱熹的解释，中国宇宙论的二元因素就是这样由来。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
因此，太极如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神，他虽不动，却是万物的推动者。
阴阳相交，生出五行，由此而生成万物。朱熹的宇宙论对周敦颐和邵雍的理论一大部分都是赞同的。
性和心
由上可知，朱熹认为，每一事物从生成时便有一个理居于其中；理使事物得以生成，并构成事物的本性。
人和万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因此，人性就是人类的得以生成之理居于个别人之中，朱熹赞同程颐所说“性即是理”。这个“理”不是宇宙之“理”，而是个体所禀受的“理”。
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人类之理是共同的，但人各有不同，是因为所禀受的气不同。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泠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这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这也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柏拉图早就指出，人形成个体，必须有质料的具体化，这个具体化的人必然不及人的原型理念那样完美。好像任何具体的圆形必定不像“圆“的理念那样绝对的圆。这是现实世界无可避免的厄运，现实世界中的人也不例外。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这里的“气质之性”指一个人所禀受的天性。帕拉图说，人的天性总是向着他的理念原型，总是达不到那理念原型。朱熹把理原来的普遍形式称为“天地之性”，以和人所禀受之性相区别。这种区别解决了关于人性善和人心恶的争论。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人性和人心是两回事。心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理加上气之后的体现。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例如思想，感觉，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朱熹说，性即是理，没有形影。就人来说，仁、义、礼、智是性，这四者没有形状，只是理。但有了这些道理，便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就是孟子的德之四端。
朱熹为孟子的学说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根据朱熹，四种恒德是性，德之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能通过具体，才能认识抽象。只有通过心的活动，才能认识人性。
但陆王学派认为心即是性。这是程朱和陆王两派思想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下一章讨论。
政治哲学
如果世上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理，那么，国家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也必定有国家和政府的理。如果国家和政府都是按理组织、按理行事，它就安定兴旺；否则，它就瓦解而陷于混乱。
孟子把治国之道分为两种：王道和霸道。朱熹为孟子的政治理论也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论证。
修身养性的方法
修身养性的方法是什么？朱熹认为，每个人，每一事物里面都有太极，太极便是万物之理的总体。因此，万物之理，俱备于我。但是人由于禀受有不足，因此未将万物之理充分表现出来，如同珍珠湮没在浊水里。人所当做的就是把珍珠再现出来。所用的方法便是程颐已经说过的两个方面：“格物致知”，即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以及“用敬”，即专心致志，心不旁骛。
为什么不从“穷理”，而从“格物”入手？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通过“格物”以“穷理”，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内心之性。越多领悟“理”，也就越多领悟“心性”，它通常被人的禀受所蔽，人通过“格物穷理”，使“理”这个珍珠再现。
朱熹的精神修养方法和柏拉图的方法十分相像。他认为，人性中原有万物之理，和柏拉图讲人有“与生俱来”的宿慧也十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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