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九十岁了。同那些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一样，他的一辈子就宛如历史的图腾，从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除却长跑马褂，几乎跟着一整个世纪的动荡走了一回。
1929年冬至那天，姥爷诞生于安徽霍邱一个地主家庭。那时侯蒋家还是霍邱的一方财主。姥爷说，他太爷是时任安徽议员蒋紫攀，因修筑了城西湖大堤，治好了淮河水患，又行开仓赈民之举，乡民爱戴，官禄恒通，由此便开始了延续三代的财富与名望。蒋家当时是怎样的盛况呢？不光是我，我母亲也未曾可知，因他们兄弟姊妹五人不仅和锦衣玉食无缘，且或诞在牛棚边，或生在农场里，小姨妈则差点因难产亡在大山深处。姥爷也尘封了过往，他的前半生于他有如前尘往事了。直到数年前我陪他回乡省亲，终于见识了那乡遥里传唱的“三天三夜走不出蒋家茶园”。富甲一方的盛况仅延续到大革命前夕，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当时掌家老爷深知局势之混乱，便毅然开埠南下，在上海滩经营起了一家私家医院，养活了一家几十口人，挽救了家业。我尤记得，在那倦鸟归巢的傍晚，干涸的旧宅古井边听姥爷从未提起的那些光鲜，辉煌的往事，心中一阵陌生的感觉充盈，仿佛自己也沿他们的路走过，奋斗过，也最终于斯回到了一切的起点。这感觉让人一下老去了，我们在暮色里对着那老宅的戏台子久久无声。我看到姥爷已然浑浊的眼珠出神望着那些褪尽了颜色的雕梁画栋，他那目光仿佛有如实质，凿透了墙壁，推开了时光的尘埃。我不禁叹道，原来他不满二十岁时人生就遭遇这般转折了。他闻言淡淡一笑，颇为松快地坦言说：“医院也好，田地也罢，战后财物都立马上交国家了。”紧接着他似乎明白我未出口的疑问，接着回答：“人能从苦难里学到的更多。何时立，何时弃，都是历经战乱苟活于世的智慧。”
多年后我也进了杏林从医，姥爷一路南下送别我。他一向内敛寡言，从不说教，只那一次郑重嘱托我二三句：“世间一遭，有理想很好。但想凭理想立身者寥寥，只望你悬壶济世的初心万不可忘。”多年后我路过上海，特地去了他父亲上交后改建为黄埔制药厂的故地，似乎有一些明白先人的初衷。乱世中有的人求财得财，也有的人赈世医民。看来，在世程奔波，如何做人如何立世，委实大有智慧。
抗日战争彻底爆发后，蒋家面临佃户激愤的大浪潮，以及上海滩动乱的局势，彻底衰败了下去。而早在这之前，绵延不止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家族七零八落，他父亲有3房太太，兄弟九人，留存下来的寥寥。抗战胜利前夕，许是他的老母亲希望这个最孝顺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安家立业，将衰败的家业重振旗鼓，便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姥爷那时候已接受了十年的西洋教育，但他秉从孝道，应媒妁之言和未曾谋面的邻县地主家小姐成了亲。那时候，他才17岁。而我的姥姥则长他2岁，他们婚前不曾讲过一句话，更不曾打过一个照面，便这样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亲了。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孩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组建了家庭，开启了60年漫长的陪伴和扶持。因着当地的风俗，他们成亲后两年才真正生活在一起，就在他们婚后不久，解放战争到了最胶着的阶段，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开始明白一个无可反驳的现实，那就是大家所希冀的往日辉煌再也无法重现。世道一日日越发艰难，生存的难题压在了姥爷身上，而他才刚满二十岁。在乱世中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兄弟，离开新婚妻子，甚至离开安徽，他要去追随解放军。
这便是他前半生的分水岭，此后便一脚踩进不可知的命运中。他说自己其实总会想到那一段经历：数个月的跋山涉水，跟随刘邓二人从北南下至西南边陲。他说自己虽然极少谈起，但永不遗忘，那些每一个相熟的稚气脸庞，那些喊得上名字或只脸熟不知名的队友。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勤务兵，参军的时候实在太年轻了，又有老少家眷在乡，所以大家总是照顾他，他在家作为一个大哥，竟在战火纷飞的队伍中感受到了被支撑的踏实。然而随着战损和物资的消耗，队伍越来越稀薄，照顾过他的兄弟也越来越少……说到这儿姥爷沉默了下来，他开始翻找旱烟袋，点燃一颗，对着眼面前滇池的好湖色吞云起雾，不再言语……我其实很理解为什么不能讲，对他那样寡言内敛的人而言，生死契阔的，唯有百年后能和那些兄弟们谈笑过往了。
在我二十多年的印象里，他一向寡言少语，偏爱看书，不论道，不拜神，年少时为了理想告别家眷，随刘邓大军南下至西南边陲，一切从头开始，当了几十年干部却没有入党，也不谈过去，信仰成谜，可以说我这个带我一手长大最亲的老人一知不解，只是听我妈妈对她弟弟妹妹说，别全学爸爸，这社会无法靠纯粹正直立身。但也别全盘否定，毕竟带着原则入世地做事可是很不易的。
还有好多事想接着写，这里先有个小分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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