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叫“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大的一个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
因为他们从小爱读古书，受到东西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信仰。
《庄子》《老子》《轮有》《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上、知识上的东西。
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部分，基础深厚。
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比如人文主义很强的《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新的社会变革，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
他们身上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他们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
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
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因为它不是拿来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锤百炼”的。
《诗经》《楚辞》这样的经典，也是经过一再的挑战。蒙古人入住中原时，他们为什么要读《诗经》？里面描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诗经》还是被传承下来，它通过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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