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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曹寅与康熙》
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称不上对其所见皆有建设性的响应，但他们乐于通权达变，他们的弹性因应自然改变了中国官僚传统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亲自查访各省民情，发展出密折制度以秘密奏报来辅助他对局势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宁织造，但并未将其职责限缩在律例所规定管理江宁城内的皇家织场上。曹寅必须平籴米价、购买铜斤、督导漕运、创办文化事业、押运佛像给寺院、奏报高官行止和收成情况。曹寅还出任两淮巡盐御史，征集每年两百万两的例行税银，还得另行筹措五十万两以供皇上的各种度支。
这不是一个让新人如鱼得水的时代，它比较适合迈向新时代的旧人；在 1675年这一年，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有着古典汉文化涵养的满人包衣更令人敬佩的呢？曹寅就是这样的人。像曹寅这样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诚的赏酬是相当高的。
到了曹寅的孙子曹霑（雪芹），才来到故事的尽头，他在乾隆盛世的时代膝下虚悬、穷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动心起念，追忆曹家的兴衰起落，否则曹家有可能从此湮没在故纸堆中。结果就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作者虽然最终未能完稿，但这部小说普遍被视为中国小说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刻画细腻，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学意象的背后，透露着他祖父曹寅真实的官宦生活和流金岁月。
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几个有利可图的肥缺，他懂得见风转舵，利用机会谋利，但从来不竭泽而渔。
本研究的主旨，就是把曹寅的一生当做“范式”（ paradigm，借用科学家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来呈现：“（科学）发现始于对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
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
李煦的母亲文氏是康熙的保姆之一，而李煦的妻子王氏，又是康熙妃子的姨妈，这位皇妃替皇帝至少生了三个儿子。曹寅则是娶了李煦的堂妹。
汉字“包衣”译自满语 booi，意指“家里的”。
最初的包衣可能是指主子家里从事卑贱差役之人，尽管满人定鼎中原之前，包衣亦从事农作，[ 27]开国后，许多奴仆在旗人的耕地充当管事、服劳役。[ 28]包衣很少上阵作战。[ 29]不过私家奴仆的松散制度，已不符合满人主子的宏图，满人主子的设想已逐渐转向集中化管理的组织架构；[
诸如李永芳、佟养性这类在明廷为官又公开叛降满清的重要人物，[ 33]或者在 1620年代末之后招降或被俘的汉人，似乎并无沦为包衣之虞。前一类的人通常都是加官晋爵，而第二类人则在满洲八旗或汉军入伍从军。[ 34]从现存汉人包衣的相关档案来看，不幸沦为满人包衣的汉人有其独特的时空条件。列册为奴的“尼堪姓氏”总计有八百一十三人，其中有五百三十一人住在沈阳，八十三人住在辽阳，六十六人住在抚顺。[ 35]满人是在 1618年至 1621年间攻占这三大城的，大多数汉人奴仆可能是在这段期间沦为包衣身份的。
多尔衮死后，太监恢复部分权柄，于 1653年废内务府，另建“十三衙门”取而代之，太监权力随之抬头。 1661年，顺治驾崩，内务府复立，权倾一时的太监吴良辅伏诛。[ 43]顺治皇帝遗诏（由幼帝康熙的四大辅臣起草）第十一款，表达对十三衙门任用太监的悔意。[
包衣是补充宦官功能的一群人，所以康熙利用包衣牵制常规的官僚体系，同时又作为“专制政治执事的工具”；[ 74]他们是皇帝派赴各省的官僚代理人，“而作为自己的直属，他们自公开的官式掠夺中隐去某些力量的储备”。[
1698年，有个正白旗包衣殴打一位受人敬重的苏州士绅，在内务府派官审理之前，不能作任何处置。[ 76]包衣只为皇上效命；就因为包衣是皇上的奴才，皇上维护他们，派他们出掌肥缺，所以有时奴才也拥有权势。
曹寅可能是在十四或十五岁时北上内务府，申请适合的差事。 1709年 3月，曹寅也把自己的孩子送至北京，他在奏折里提到这件事，但心中显然并未奢求天恩或美差。曹寅写道：“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
包衣想要获得自由似乎有三条途径。首先，包衣佐领中的女性被皇上纳为妃嫔，皇上为求回报，可能给予她的家人自由。这种现象曾出现在 1735年镶黄旗包衣的高家， 1734年同旗籍的陈家。[ 178]十八世纪后期知名官员金简除去包衣籍，部分是因为他的官声卓著，不过有人揣测，金简的姐姐为乾隆帝生了三个儿子才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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