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衣钵

图文/幸福

思想的衣钵

对明代心学的探究，到李贽这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学术领域中的空白。哲学不是我主修的课程，文史只要求学生接触或只做了解。那时候，我的课程正好接触到了一点他的信息，突然引起了我的兴趣欲望，可是由于当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这方面的阅读思考，为应付马上临近的考试，只好先把对他的注意力暂时放下。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后，回过头仔细审视一番时，感到搜集到的资料少之又少，无论如何也凑不成一篇他的文字。

书本看完也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回顾知识点阐发应深刻在脑海，不至于让记忆也束之高阁。但这一次例外，我早早地下定了主意，看李贽的“心学”思想。假如蜻蜓点水跟往常那样，抱着一知半解的态度，浮光掠影而过即可，那么他还将是他，我依旧还是我，老死不相往来，就像几百年前，理学与心学的那一次相遇，如果没有他们彼此的擦肩而过，而淹没在浩瀚的时间长河。它们各持己见的结果是，成就了理学和心学的并存样式，直接启发了明清小说文学的兴盛，让人颇有感知遇之感的是，是李贽在这方面投下了一瞥深情注视的目光。仅凭对文学的情感跟创作的认知，明清文化思想绕不过去李贽的学说；然而遇到他，却像一座高峰峭壁，使仰望其项背，很难看懂。

春秋时期诸如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启蒙大家实在太多，还有其中不乏名不见经传的思想，要么“各领风骚三五天”，要么徘徊在思想主场的门外。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官，独尊儒术”，终结了春秋以来的“诸子百家”格局后，至有唐以来，还没有哪位学界思想波及社会风气。明代思想家李贽绝无仅有，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不算为过。在李贽传世不多的文学作品中，流传下来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等系列著述提出的文学主张，贯穿于晚明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繁盛，与李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独步一代，格高千古。可以这么来概括明代思想家李贽。

李贽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充分肯定人的个性自由与精神独立，并把自己对于人生的“赤子之心”的“童心说”文学观点，视为文学创作和评价艺术的最高准则；认为人类的性格天赋是真诚的，一切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强调了人心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意义。这种文学主张与先秦的《诗经》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开启了后来的“文学即人学”、“性灵说”等文学思潮的兴起。而“格高千古，名没当代”，往往又是历史惯常的现象，李贽概莫能外。在“程朱理学”、儒学道学一统思想的明代，文人的人格被摧垮，投机甘心以摇尾乞怜的姿态，去换取地位及生命保障。具有划时代启蒙意义的思想家，李贽的一生伴随着遭遇和坎坷。

李贽是被杀死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意识到他思想的“社会危害”，像所有的先贤哲人一样，布鲁诺，像约翰·克利斯多夫，像卡夫卡，像斯丹达尔，卢梭等具有人类启蒙色彩的思想先驱，他们曾是当时的“全民公敌”，犹如引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受缚于高加索悬崖，深陷腹背受敌的煎熬。世界如同世界的回声，那些遭倾轧的，那些被埋没的，重演历史的担当。将个人的情怀置之度外，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契合，李贽力排众议，勇敢为心学发声，在承继先哲思想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尴尬的境地。正如罗曼·罗兰痛苦的选择以及斯丹达尔预言的那样，“要理解我，至少需要一百年以后”，历史证明：“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最终得到了世人的理解，也得到了时间的救赎。

人可以被杀死，但思想是不死的。

基于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的向往，李贽传承明代王守仁创立的心性思想衣钵，反对宋代以来理学对文学的束缚这一肯綮所在，李贽与王阳明左派激进思想特立独行，在当时显得旁逸斜出。作为明代中期思想文化旗手，李贽一人足以匹敌的人格能量，力倡文学心性的本位复归，人向文学靠拢，打出了自张一军的思想旗帜。

情伤一时，心存百代，使他的启蒙思想独立旷世的遗存。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李贽的开路，就没有明清小说。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社会中，他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即使拿到今天，也让人引以欣慰。他最早提出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反对，设身处地地描绘了经商活动的艰辛。李贽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众，所得者末。”金圣叹评价他“好货好利”的思想进步，包括一系列商品经济的观点、婚姻自由，大胆追求爱情等方面。他批驳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命从天性对人个性的围剿，受到传统文化唾弃，忠臣义士、节妇烈女被视为人格典范。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指出，李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进步文化思想。

历史对李贽仍停留在以往描述方面，对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即使是牺牲品，历史功过不置可否，有意无意的一笔带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我认为是最棒的一本书，评价李贽的思想时，在肯定其思想启蒙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其唯心主义存在的片面局限。

古典名著《西游记》引人注意的孙悟空，孩童读到桀骜不驯的性格，集合了人性与神性、动物性，是对于个性与社会性的解决，文学思想的集体无意识即原型精神，移位于社会理想的文学产物。随着晚清声韵训诂学的出现，文学作品思想的第一母题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个性与共性的调和与谈判，寻找两全其美的过程，改弦更张的思潮，没有回旋余地，不进则退。正因为如此，它才像面镜子照出人具有的两大原型的深刻蕴涵。李贽的悲喜剧，是人文主义的悲喜剧，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找到李贽的思想渊源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类共通的精神向往和追求个性，所以在古代和外国神话中，参照古希腊悲剧、意大利歌剧表现的献身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惟有不同的是，文史对李贽生平的注解稀缺。李贽不是神话传说，他在点评《三国志》、《忠义水浒》、《金瓶梅》时的思想生命的延伸，没有人像他这么任性。

明代后期，李贽注重个性解放，肯定通俗文学的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不仅是小说戏剧的进军号角，也是诗歌革新的思想源泉。将通俗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他在《焚书》卷三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玉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三国、水浒等文学名著，被李贽认为“千古至文”，留下了《李卓吾批评三国志》，《忠义水浒传序》等批注传世。冯梦龙提出尚“真”主“情”的文学思想，凌濛初的《二拍》成为其追随者；汤显祖的《牡丹亭》用文学艺术形式参与的名作实体，被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民本思想的形象阐释。

跳出理学羁绊的心学相继登场，直接启发了同时期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而袁氏却更为明智得多，他们抒发情感与时世契合，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成为心学思想的拓展者；及至清代袁枚的“性灵说”等文学上主情主文一派，李贽的思想影响了一百多年后的清代文学流派，一批作家用他们的作品与李贽邀相呼应，通俗文学以多元的载体高度兴盛，诗歌成为文学肯定个性、注重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作品中实践着李贽标新立异的思想。

斯人已去，风骨犹存。溯源“以理为性，理一分殊”南宋时的程朱理学，到明中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从明嘉靖年间开端，王守仁另辟蹊径的心学左派发轫，传承“取法自然，中得心源”，到五十年后李贽的“童心说”延续，它们自源头的分道扬镳，同时齐头并进，唯物与唯心的哲学思想，伴随借鉴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过程，互为表里，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