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论与环境论争论不休，最后似乎打成了平手。
遗传论者认为，儿童的发展是由遗传决定的。英国的高尔顿曾用家谱法来研究天才遗传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名人的亲族易成名人，这便足以证明血统有力地影响着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天才基本上是遗传的。
环境论者持相反的论点。在他们看来，遗传只是给予了某种可能性，唯有环境和训练才能决定其发展的结果。有的甚至认为环境决定一切，根本否认遗传因素。行为主义的创始者华生就曾说过：“给我一打健壮的孩子，在我的特别环境里教养他们，我可以担保任择一个训练，可以使之成为任何专家——医师、律师、画家、企业家，同样可使之成为乞丐盗贼，不管他们祖先的才能、嗜好、品性和种族是怎样。”①这种自信来自于他用实验方法直接控制环境因素的动物研究。
关于遗传与环境的论辩，被津巴多的研究温和地化解了。
先看遗传因素：
想象你正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突然一辆汽车迎面驶来。在最后的一刹那，你和对面的司机把方向盘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你的心怦怦地狂跳，在危险过去后，心脏继续狂跳了几分钟。从外部来看，你避免了一场致命的事故。从内部来看，你的身体对来自两个通信系统的两种信息做出了反应。其中一个系统是快速发挥作用的神经系统，它是一个遍布全身的神经细胞网络，以电冲动和化学能量的形式传递着信息。在紧急情况下，正是神经系统最先来营救你，它下达指令，使你的心跳加快，肌肉绷紧，为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另一个通信网络是较慢发挥作用的内分泌系统，它发出跟进信息，支持并维持神经系统所激发的应激反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内分泌腺，包括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和生殖腺会使用化学信使，即我们所说的激素。这两个通信系统是人类所有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这两个内部信息系统不仅能在干钧一发时(比如即将发生车祸时)唤起我们的兴奋，也能在令人开心的情况下(比如考试成绩意外得了个“A”或遇到了特别有魅力的人)让我们激动万分。当你处在低唤起状态时，这两个系统互相合作，使那些至关重要的身体功能保持平稳。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合作由神经系统的首席执行官——大脑进行调节。
大脑调节着身体的两大通信系统，即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它们利用类似的化学过程，与身体各个部分进行通信。
大脑的遗传因素很重要，但是大脑又具有可塑性，证明了环境的影响力。
人类所具备的最非凡的能力之一就是可塑性，它使得我们的大脑能够随着经历调整或改变自己。例如当我们学习新事物时，树突便会生长，形成新的突触。这都有助于与不同的神经元产生新连接。尽管早期的研究聚焦于生命最初阶段的大脑可塑性，但新的研究发现成年人的大脑也具有可塑性。因此可塑性可以解释大脑补偿损伤的能力（中风患者能力的恢复）。
可塑性可以解释很多人类适应经历的能力，无论这些适应是好是坏。例如当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获得了拉琴这项专业技能后，大脑中与左手手指相关联的运动区就会变大。与之类似，盲文阅读者的大脑会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食指。而另一方面，可塑性也会使创伤经历改变大脑的情绪反应，因此妨碍日常功能。经历过战争的士兵或曾受过性攻击的人的大脑会被重塑，他们会对类似情境中的迹象变得特别敏感，这有助于保护他们，避免伤害。然而在非威胁性的日常情境中，他们会对轻微的刺激，甚至对意想不到的事情同样一触即发，做出过度反应。
大脑的可塑性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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