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泽香
原本并不想就安徽知名作家刘永彪22年前因谋财害命致4人死亡，近日被警方抓获一事发表看法。但是看到某篇文章称“写作是刘永彪的避难所”，窃认为此言将情与法混为一谈。
所谓避难所是指弱小者无力招架外境强力，寻求一处安放身心。显然曾对他人狠下毒手的刘永彪并非弱小，就他人而言，写作可能是寄情抒发，忘掉现实困厄的途径，于刘某人来说，深刻入骨的往事怎会说忘就忘，不过借用写作名头，试图掩盖内心的魔鬼，强迫自己淡化，一头钻进文学的温柔乡，自我催眠与一般作家无异颂扬真善美社会主旋律的写作者。与避难比起，他亟需认清的是法律。纵声名再响，只要触碰法律，必得认罪伏法，更何况，此种强行掠夺四条人命的恶性案件。他唯能庆幸的是因证据缺少，未被警方及时捉拿归案，逍遥法外的22年。
22年前，他是一名爱写写画画的文学青年，发表过作品，案发后的一年还自费去鲁迅文学院进修。22年来，刘某沉迷于写作，作品获过奖，且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地知名作家，光环辉耀。事情最为吊诡的也在此，作家原本是颂扬真善美的心灵导师，而他居然背负四条命案。两个身份的强烈对比叫人难以置信，既是作家，又是杀人犯。现实真相撕破美好的外衣，身份光环卒于罪恶的火焰，此案犹似自带戏剧冲突的虚构剧本。
抛却作家身份，刘永彪与万千热爱文学的爱好者并无两样，有才情有梦想，愿伏案埋头创作。唯一不同的，他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当得了主宰笔下人物命运的决策者，却无法约束自己的品行欲望。案发后，他曾想过自首，一想到尚幼的儿子又打消了念头，同时心存一丝蒙混过关的侥幸。人之愚昧也正在此：甘被恶魔附体奴役做出丧尽天良之事，和轻视法律，未真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过，最令人费解的，他抢劫起因源于女儿眼疾治病缺钱，案发后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子不愿自首，二者均有为人父的舐犊之情，那么22年前当他残害一家老小，暴击年幼的12岁少年时，那点人性的慈悯又到哪里去了呢。也许被恶魔附体，已无人念，又或许人性之狰狞已到你死我亡的偏狭境地。刘永彪曾以作家身份接受采访表示，写作的使命在于揭露，通过文学作品揭露人性的复杂。言辞凿凿之背后不无荒谬，这位执笔的文学青年曾手持重器击死四人，如此真切扭曲的人性，想来只有他体会得更深吧。
以恶为基底的向好，多少带有粉饰太平的意味，欧美影片常有去教堂忏悔的情节，忏悔者要么双手紧握向耶和华默默诉说，要么进入一间小屋，以不示人的遮挡，向门另一边的神父倾诉苦恼。写作，便是刘永彪释放内心惊恐的渠道，他一边以热爱写作的心态笔耕不辍，一边妄求通过高尚的作家光环荡涤旧日的不堪，他想重生，借由写作实现向善向好弱不禁风的文人形象。可惜，情与法，虚与实，可共同存世，不可相互混淆。他的旧疾不是文学可以治愈，也不是发表了多少作品，被多少人称赞所能抚平、遗忘、一笔勾销。恶心一出笼，手里沾满血，便是食人魔，如何抹净嘴角的血痕，都无法脱胎换骨重新来过。犯法的事唯由法律审判。
所以，他人撰文形容“写作是刘某人的避难所”，这是对写作与避难所的亵渎，一名内心恶魔并未退散，处于自催眠状态，目无王法的刘某人，与避难无半点关联，只待接受法律严厉制裁以告慰22年前冤死的老少。
如果，一场延续了22年的黄粱美梦惊醒后，刘某人还有机会写作，应有一篇剖心析胆，极为动人的自白。因为，虚构的文学离不开真实，优秀的作品需要彻悟后的清明。希望那时，他能诚心向死者忏悔，认识到生命与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虽然这一切，来晚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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