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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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若干年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屈原的人格。在我的心中,屈原的投江并不是懦弱的放弃,而是他刚烈性格的必然,是献给国族的牺牲,是勇士的抗争,是泰山一掷轻鸿毛。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国殇》
屈原《国殇》所标示出的人格和风骨,精神蓬勃,气象光辉,铁血豪情,雄浑博大,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崇尚的侠义刚烈之气。我一直认为,春秋时代的楚文化最为大气,最为辽阔。这一区域产出的人才都有一种非常硬朗强健的风格,卞和,伍子胥,屈原,都是楚文化刚烈到极致的表现。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强悍,刚毅,不屈不挠,决不拿自己的原则来做交易。他们既不像巴蜀人那样悠闲、怡然自得,也没有吴越人那么谦谦君子。楚人的这一份执着,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百折而不回。
读《诗经》,最大的感受就是平和安静。《诗经》中很少以个体向命运宣战的英雄,也很少使人锥心刺骨、跌宕波折的悲剧,因为《诗经》的背景是农业社会,农业追求稳定恒常、安土重迁。只有日复一日季节循环中对自然的信赖,只有日复一日站立在大地上的笃定与敦厚。而读《离骚》,最大的感受就是激烈梦幻。因为在中国南方楚文化中,出现了较多的个人,独立性的自我,出走式的流浪、冒险与搏斗。一部《离骚》充满了人,独立性的和自由性的人。南方的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农业的拘束,有了冒险,有了流浪,有了激烈的热情,也有了绝望的哀歌,向命运挑战,或负气自我放逐,有了自我存在的自尊与骄傲。在温暖的艳阳下,在宛转的江流间,人可以顾盼,或耽溺青春华美,或理想不得实现而放任激烈。那呼天抢地式的震怒和剧痛,根本无法用四平八稳的节奏句法来表达,只有《离骚》这样绵长曲折、一唱三叹、变化陆离、不受拘束的“骚体”,才可以一泄起伏回宕的奔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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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尚——尚赤,尚东,尚左。因为祝融来自日出的东方,正是由于日、火均为红色,富有激情和生命力。一代又一代楚人,这种倔强的骨血,这种生命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
不该责备屈原的轻生和精神洁癖。其实,他爱世界已超过了爱自己,追求梦想已超过追求生计,精神遭遇已超过了肉体遭遇……在他的血液里,奔跑着一股类似酒精的烈性。多少人对自己的人生,不甚满意,却苟且地生活下去,因为无从知晓什么值得让自己奋不顾身地拼搏。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读不懂屈原的一腔孤勇,至刚至烈。屈子的刚烈,不是争强好胜匹夫之勇,不是个性倔强不服输,而是坚持正义的品格,是自我塑造的执着,是千夫所指,积毁销骨,依然坚韧坚守,旁若无人。
遥想当年行吟泽畔的屈原,时间到来了,他,别无选择了。为了这颗心灵的坚执,他倔强而隐怀凄惶地,往前走去,一直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坦坦然地,去接受水、淤泥和黑夜。他缓慢而坚定地,向汨罗之水走去,仿佛一个优雅而残酷的仪式。他那么忠实地代表了时代的危机与挣扎,他身上充满了诗人的矛盾性,兼具气质上的刚和柔,他的温柔特别细腻,他的刚烈斩钉截铁。他敏感异常,对人、对物、对世界掏心掏肺,一旦投入,便拔不出自己。对屈原来说,活着的时候,他没有一天不汲汲以求生之美,但对于他来说,如果过于拘泥于生,恰恰可能背离了生之大美。不仅要倔强地活着,而且要倔强地活出生命的尊严与高贵。
千年前,屈原用不屈的魂魄曾叩响生命的最强音。像屈原这样刚烈的人,既让我们自豪,也足以让我们羞愧。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苦难一向有着巨大的承受力,为了活着,我们甚至可以忍受一切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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