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长在川东某小城市的孩子来说，农历的正月初九没有去山里登高，都不算真正的过年。成年以后，小城里的大部分孩子都离开了家乡，年初七就在异乡的格子间、地铁站、电脑屏幕、酒场饭桌等等之间挣扎，一面瞎扯淡，一面说现在过年都没了滋味。
为什么会在元九登高，城里流传着一个官方版本。并称元白的唐人元稹，曾经在这个小城市当过官，据说做得不错，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纷纷在元九登高望远，追怀先贤。如今，城里的元九登高之风愈盛，为了安全考虑，那一天当地的警察都得上山执勤。奇特的是，城里人去山里了，警察也去山里了，但城中却没有什么偷窃或治安案件，大概坏人也需要过年的仪式感。
我也曾经是这个风俗的坚定执行者，其实是被动的。十八岁离开家乡之前，我不但要在每年的元九登高，甚至在每个寒暑假的每天早上五点，还得起床去爬山，每每被虐得痛不欲生。曾经带过侦察兵的父亲为了鼓励我登顶，总是在我气喘如老狗的时候，在我耳边絮叨叶帅的“攻关莫谓难，登山莫谓艰。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彼时的我，听这首诗听得生理性头痛，只想快点结束这一晨间活动，回家看我的武侠和漫画。
同样让我感觉备受折磨的是每年正月初一的午间餐桌。我家不是富贵之家，父母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工作养娃之余，还得接济乡里的亲戚。但是，物质越来越丰富是中国发展不可否认的大趋势，我们的日常餐桌其实也不缺少好料，何况过年。然而，无肉不欢的我，每年都要面对的挑战是那一碗寡淡如水的青菜豆腐，正月初一必吃，雷打不动，坚如磐石。我曾经企图蒙混过关，但父母明察秋毫，总会夹一大筷子青菜豆腐放我碗里，说：“吃青菜豆腐，做人一清二白”，念咒一般，萦绕不去。
我就这样笼罩在小城的特定仪式中，过着一种典型的中规中矩的人生，听父母话，执行父母的指令如执行军令，六岁读书，十八岁读大学，二十五岁研究生毕业，谋求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平静而毫无波澜，连早恋都没有。
二十五岁之后，大概压抑太久，我开始野蛮生长，目无“法纪”。我痛恨运动，说健身党都是邪教；不再回家乡登高，拒绝在正月初一吃青菜豆腐；论唐诗时必说元稹是言行不一的典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了爱情圣经，其实他就是不折不扣大渣男；给父母说，世间哪有绝对黑白，灰色才是唯一的安全色，暧昧模糊又无边界。
显而易见，这样的我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曾经一帆风顺的我，感情受挫，离异无孩；事业受挫，放逐一方。于是，我成了普世价值中的异类。于是，我成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到了这里，人生是问号？是句号？是省略号还是感叹号？
其实大多数时候，人生是转折号。在灰色的地带里，我做了一块石灰，跟青菜豆腐倒是异曲同工。但是遗憾的是，我没有粉身碎骨，也就留不了清白人间。于是我收拾起来重头来过，一大把年纪和校园里的孩子们一起进考场，考了司考；重新捡起英语，做起翻译，在约旦给我的司机安利金庸；校过书，编过书，又重回讲台。当我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史家直笔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一直自诩离经叛道，其实那些仪式、那些教育早已深入我骨髓。我之所以经历那些失败，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其实就是源于那句如咒语般的“做人一清二白”，而我一边被打倒，一边笑着说“苦战能过关。”我的非典型友人同样过着非典型人生的宋月亮吐槽说：“陈二这人，最是没有名堂，平时一动不动如乌龟，吆喝着龟息大法好，偏偏最爱爬山，一去爬山就找不着人……”
“可怕”的规矩，“可怕”的仪式，奇怪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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