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核酸了，出门做核酸！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保持一米距离，快点啊！”下午四点，楼下志愿者的大喇叭第二次响起，我不得不喊上正在上网课的孩子们，排队等候。
“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门口一个大妈正在抱怨，“原来一天一核酸，现在倒好，变成一天两核酸了。”听闻此言，我回过头，给她宽宽心:“一天做两次，咱能出来透两次气，能多见几次面。非典的时候，俺们在学校整整圈了一个月呢！”
非典发生在2003年，我刚好13岁，在小屯街上初二。临近初夏，空气燥热，似乎在一夜之间，这种恐怖的疾病就席卷了全国，学校紧急通知所有学生不得回家全部住校，我们只拿了平常换洗的一两件衣物，晚上，三个人挤在两张床上，大通铺热的睡不着，大家只能轮流起床，在水管边简单的擦擦脸。一两天还好，三天五天可怎么办？一身汗臭味，爱美的青春少年可接受不了。时不时有人请假要回家洗澡换衣服，这可让老师们和学校犯难了。怎么办？
最后，不知道是谁提的意见——班主任带着自己班学生去街上的澡堂洗澡，每位学生交五毛钱。那天，我们学校承包了整个澡堂，上午是初三洗，中午吃过饭初二洗，下午4点以后轮到初一洗。一个级段只有两个班，每班近100名学生，我们在班主任肖国营老师的带领下，步行穿过两条大街，浩浩荡荡走向澡堂。
由于人多，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了三批，我好像是最后一批。其余的印象则比较模糊，只记得和要好的女生吃着零食，一边打闹，一边等待。
“非典”是怎么消失的？像一阵风一样，它匆匆而来，又悄然离去。只记得当年封闭在校，刚好度过我的13岁生日。生日当天，妈妈在家里做了一碗粉蒸肉，用黄色的洋瓷碗装着，还煮了几个鸡蛋，送到了学校门口，把我感动的直流泪。上学期间，别人的妈妈频繁到校看望孩子，而我妈不爱出门，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只去学校看过我这一次。（不要怀疑，我真的是亲生的）
2009年左右，上大学第一天，操场上热闹非凡。我们正在昼夜不停进行“悲惨”的军训，辅导员说一直要操练二十天！天啊，经历了一天的“折磨”，躺在床上疲劳至极的我，许下了“让军训消失”的美好愿望，结果第二天，“H1N1”好像是它吧，H系列的流感太多了，我也记不清准确名称，侵袭了郑州，我们的新生军训不得不叫停。这一波流感，学校加强了进出入措施，所有学生不得无故离校，一直持续到国庆节。
大学封校，算不了什么，毕竟学校里边超市、澡堂、理发店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初来乍到的我们，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初中时的封校，我们有吃住在校的诸多老师陪伴，也不觉得日子难熬，反倒是现在这无处不在的“新冠”，让我彻底怕了。
这两天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时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发呆。我发现最近学生们上早读时，任凭你隔着屏幕呼喊，他也无动于衷——不开摄像头，不开话筒。难道说这种焦灼 、内耗也在孩子们中间蔓延了吗？
写下此文，似乎我又在文字中得到了自愈，不是那么焦躁不安、担惊受怕了。
心情快点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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