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开始，72候的72个候应就逐渐地固定了下来。这些候应呢，主要由三大类组成:一是鸟类候应;二是虫类候应，因为跟土地打交道，各种虫子也就见得多了;三是草木候应。
先说鸟类，候鸟对日照时长的敏感度远高于对气温的敏感度，所以鸟类的行为更能体现节气的天文属性，所以它们的迁飞，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可以作为节气的标准节点。
那么虫类和草木呢，蛰虫启闭、草木枯荣对气温更敏感，就是小虫子们开始冬眠和结束冬眠的时间、草木萌发和枯萎或者落叶的时间与气温变化的对应关系更好。当然，这不是指某一天的气温，而是积温，是温度变化的累积效应。举个例子，2015年，前面冬天是暖冬，所以刚过惊蛰，小草就绿了;2018年，前面冬天是寒冬，尽管惊蛰也很暖，但小草还是推迟了10天才吐绿。
因为草木的根在地下，而虫类，它们“卧室”就在地下，它们最接地气，最能够感知地温和气温的微妙变化。
所以鸟类代表节气的天文属性，虫类和草木代表节气的气象属性，一个负责天文节点、一个负责气象订正，一个管天时、一个管地利，分工协作，所以“花开管节令，鸟鸣报农时”。换句话说，鸟类管的是节气的标准时间，到这个时候，鸟儿来了、鸟儿叫了，就知道大概该干什么活儿了，该做好各种准备了。但确切地应该是哪一天呢，还要具体听从花儿的意见，花开管节令，花儿有没有代表时节下达明确的指令呢?这就像运动会，选手们都站到跑道上了，鸟儿负责喊“各就各位，预备”，花儿负责“唠”的一声发令枪。
植物物候之所以有资格当那个发令枪，是因为它们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在地里长的，土壤的温度湿度以及各种养分怎么样，它们早已经替农民们详细地“侦查”过了。它们之所以敢开花儿，说明土壤的“基层情况”一切正常。
康熙御笔“一犁杏雨”，就是杏花春雨时节，就可以开始耕地了，犁耙上都是杏花雨。当然，所谓“花开管节令，鸟鸣报农时”，并不是特指花开和鸟鸣，而是泛指这些动物和植物各种变化的细节。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24个节气细化到72个候，每个候有每个候的物候标识，是鸟叫了蝉鸣了还是花开了，然后大家见机行事，那就简单了。
但其实，植物们也会被老天爷欺骗，比如一段时间气温飙升，天气开始燥热，于是草很自信地就冒出来了，花儿呢，也高高兴兴地开了。但是植物“气象台”没想到，一场大雪或者一股寒潮杀将过来。人还可以赶紧加件儿棉衣，可是春装单薄的花花草草，连换衣服的机会都没有，植物界也没有后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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