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是我父亲的生日，那天我忘了回家也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但今天忽然想起来，也许是因为近来工作强度稍稍放缓，也许是因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从未忘记。
父亲1966年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名叫范场的村庄，这个地方我在照片上见过，不靠山不傍水，满目的杨树与稻田。滨海是一个小县，唯一有点名气的土特产就是白首乌，据说中国95%以上的白首乌都产自这里。这一点如果我今天不百度，或许我永远也不知道，因为父亲从未和我说起过。我只从《王家宗谱》上得知我们王家祖籍上海宝山县（现在的宝山区），抗战时我的太爷爷带着我的爷爷逃到盐城市，后来抗战胜利后就在范场村定居。据此我曾经很认真地跟父亲讲：“如果当初回到上海，个么阿拉也是富二代了啊！”
我一直对祖先缺乏敬畏。在我看来，缺乏敬畏不仅仅是由于从小习惯了“调皮捣蛋”，也是因为我的长辈往往表现出不那么令人敬重的一面。比如我的四叔在07年发迹之前跟我父亲借了10万块去山东做生意，发迹之后却以“没有书面凭证”为由不认帐，直到今天我母亲都耿耿于怀，责备我父亲心太善，骂我四叔白眼狼。
1984年，父亲高中毕业之后就跟着刚满30岁的二伯学做生意。两个人从滨海县范场村出发，骑着自行车从村上到镇上、到连云港、到日照、最后到青岛，一路兜售刚出壳不久的鸡崽以及姑姑们做的粉条。父亲每次跟我聊起他这段早年打拼的经历时，眼里总是放着光。可有一件事他一直视为遗憾，那就是因为当时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没能“继续上学”。
有时会跟网友说起“说说您的家学渊源”一类的话题，这当然是两个互称“文友”的人之间的追捧，但我的回答总是老老实实的一句“根本谈不上”。在1966到1976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就算有家学的人，也绝大多数地被绝了种。父亲在本应练童子功的年龄，不得已在家“赋闲”。虽然玩得痛快，但是缺乏了系统的基础教育。当时县里周围的文史学者，其子孙的命运也大多一样，就算文革后考上大学，在继承上一代学业的问题上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常被熟悉的人谬赞以“雅痞”，好奇的朋友常问我：“小时候你在家是谁教你啊？”在我八岁时，父母带着借来的5万块巨款从盐城迁往常熟做生意，他们白天忙着应付客人晚上忙着应酬供货商，根本无暇管我，更不要说教我了。记忆里，大概是我正上一年级的那段日子，父亲好像赚了一大笔钱，他开心的时候会给我讲三国水浒，并在末了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一句：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尽管我根本听不懂。
由于缺少管教，租住的屋子周围又没有同龄的伙伴，我只好到处找带着插图的书，聊以解闷。我童年和少年时学到的知识都是碎片的，所谓学习的过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没有任何章法。现在看来，我小时候被“散养”的唯一好处也就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有系统的灌输；有时候，混乱的阅读可能歪打正着地契合了我后来的心路历程。
二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经常在朋友圈或是微博中看到这句话。出了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大门右拐不远处就是“王记烧饼”，早上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上班族在这儿排队买早餐。据停车场老顾介绍说，在90年代，“王记烧饼”的前身是一座颇具格调的法国面包房，后来效益不好，整店被盘让后改名“王记烧饼”，从此欣欣向荣。大约是由于门牌号的原因，在附近生活的上了年纪的人仍然习惯称这家店为“13号烧饼”，现在说是竹辉路一带效益最好的早餐店，老板雇了好几个人帮着煎油条、贴烧饼。我从小就缺乏耐心，习惯熬夜早起的我又特别容易感到饿，不得不早到半小时排队去买豆腐脑和烧饼。好几次我都能听老顾说，在王记开门前的晨光里，买早餐的队伍就从店门口延伸进了竹辉路边上的辅道里。
王记的顾客有一多半是来自附近的上班族。我迄今为止见到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公司位于6栋3C的某老总，坐在兰博基尼里用上海话招呼她的女伴“香菜否要！否要香菜噶！记牢！”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好刚刚读过小仲马的《茶花女》不久。其中具体哪一章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只能凭自己还算高明的记忆想起某句令我印象深刻的句子：“她终于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但是这种睡眠非但不能使她得到休息，反而会加剧摧残她的身体，她不时地发出一声尖叫，突然惊醒。等她确定我依然还在她身边之后，她便要我发誓永远爱她。”
效益太好会导致我这种“不守时”的懒鬼经常会白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只好跑到大门口边上的“华润万家”买廉价面包替代。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好兵帅克》，其中有一章描写头头们为了惩罚装病好逃避兵役的人，特地制定了五项苦刑：第一，绝对控制饮食，随餐服用阿司匹林；第二、避免接受刑罚的人以为军队是吃喝玩乐的所在，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大量服用金鸡纳霜；第三、每天洗胃两次；第四、每次使用甘油或者肥皂水；第五、用冷水浸湿的被单当被子。
可上班不是打仗，只要每个月能勉强养的起房租跟车子，我想我不会因为早上饿了几顿肚子就打退堂鼓。况且，只要不是太忙，我可以趴在办公桌上读一天小说也没人敢管。
三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 生于纽约的一个商人家庭，据说他曾在几艘捕鲸船和邮轮上当过渔叉手和普通水手，故而足迹踏遍了四大洋，还曾一度流落到塔希提岛（大画家高更曾著油画《两位塔西提妇女》，《月亮与六便士》中也写过高更的原型思特里克兰德到此岛居住，直到逝世）和马克萨斯岛上，在有食人风气的土著部落中生活过一个时期 ，并作为水兵在美国号战舰上服役。这些经历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44年，麦尔维尔退伍回到纽约开始创作小说。最初的长篇小说《泰比》、《奥穆》、《马尔迪》都是以他在南太平洋的生活为依据写成。这些作品给美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领域和内容，在美国读者中广受欢迎，麦尔维尔因此赢得了海洋文学家的称誉。
我父亲收藏有一本泛黄、散发着霉味的《白鲸》，我识字不久就在没有征得他同意之前，悄悄摸摸地读，直到后来被发现。想来那时神秘的白鲸和浩瀚的大海自然是吸纳了我日益增长的想象力。捕鲸船船长亚哈在一次捕鲸过程中，被凶残聪明的白鲸咬掉了一条腿，因此他一心想要抓到这条白鲸，最后丧失理智，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他的船在几乎驶遍了全世界的海洋之后，终于又一次和白鲸遭遇。经过三天追踪，船长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掉入海中溺亡。全船人也跟着遭殃，只有水手以实玛利一人得救。
亚哈船长一只手抓着护桅索，一只手高举着一枚西班牙金币，口中高喊着：“你们随便哪一个给我发现这条白鲸，就可以拿到这枚金币，朋友们！”
在青春动荡的年代里能够有幸体会到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经历，这种散发着独特墨香的感情又一直在怀念中被流传下来，飘荡在我十五岁那年的灯光里。
四
如果说一个人若是接近文学需要某种天生的喜欢，乃至天赋，那么能否接近历史则主要取决于这个人读的是什么书。我见到过不少人，他们除了读过中学、大学的教科书，用以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之外，也读了不少诸如《斗破苍穹》、《斗罗大陆》、《承天八索》之类的网络小说，然后就再也不想去看书了。我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定会在中年以后的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忽然对历史又发生兴趣，于是成为二月河之流的拥趸。
我在上高三的那一年，为了高考把物理做了两大本笔记，按照可能的题目，列出大要点、小要点，从此再也不听课。这样我上物理课时可以很坦然地看小说、看《读者》、《青年文摘》。
2009年我顺利考上大学，席间和初中语文老师交流时，他推荐我试试读《文史资料选辑》，因为相对学术著作，这本会相对好看得多。我心急，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新华书店，在翻了好一阵后却没有找到。倒是上了大学之后，在逸夫图书馆二楼才得以与之相逢。开篇关于杜聿明、宋希濂针对这本书的回忆没什么好说的，尤其让我长了见识又觉得有趣的是这本书里关于四川袍哥、上海青红帮、广东妓院的描述。历史在我看来，首先是故事、是来源于生活本身。历史是具体的，有它自己的容颜、收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用定理、定律解释归纳，那样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少年时，我除了知道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之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文学史上也有过一个“白银时代”，托斯妥耶夫斯基就属于那个时代。我只知道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倒是一直还在出版，罗亭和安德烈公爵的理想与心灵如此美好，完全不像中国的地主——不是周扒皮就是刘文彩。
五
大学时，得益于交了一个学霸女友，我才有大量时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泡在图书馆里。期间我看了不少书，有学术著作，也有八卦文章，如今记得清的可能还是八卦居多。这时我第一次知道拉斯普亭：一个东正教神秘主义者，深受皇后信任还能迷倒众多贵妇的淫才，据说最后被暗杀时像电影里的怪物一样，半天都杀不死。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看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不过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与拉斯普亭究竟有多少关系似乎待考。就算他“宫廷乱政”，也至多是“败坏朝风”。可与之相比，商纣的灭亡跟妲己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历史事实在发生之后必然会有一些大的脉络可寻，很多人称之为必然性。不过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很具体的、不可预测的；即使是事后，也很难说因为如何就必定如何，大的历史变迁更是涉及到社会风物的方方面面。
1905年革命被镇压后，尼古拉二世在与立宪派的角力之中任命斯托雷平担任首相，一面实施铁腕统治、一面进行土地改革。此举虽然扶持了富农，但也使许多农民流离失落。这一改革虽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但不久就毁于一战之中。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士兵、农民的支持。他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退出战争、解散立宪会议，然后通过内战和“新经济政策”下的重建巩固了苏维埃。
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历史仿佛是沙滩上的贝壳，俯身可拾，这无疑加速了我们对于历史认知的速朽。然而在2006到2013年这段时间里，我还不懂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历史的亲历与见证；那时我更不懂得，人生轨迹从来是不可规划的；当时光流逝到可以回首往事，我终于领悟到：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可以引领他走近历史，也可以向他娓娓道来“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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