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上

那年，从包头东河区到昆区，我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主要原因是每个周末要回去看母亲。

母亲做了肾癌切除，医生说，能否活过五年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全家都瞒着母亲，告诉她不过是肾囊肿而已，母亲居然相信了，或者她心甘情愿如此去想，那年月，得了癌症存活下来的人极少。

这也是我当初从军校毕业，要求分到包头的重要原因。

从东河到昆区，路上要坐一个多小时大巴。

包头海拔高，晴天多，太阳辐射强。冬天寒冷，夏天暴晒。

乍暖还寒的春天风偶尔会达到五六级，也会刮沙尘暴，秋天很短暂，一夜之间树叶掉光，转入冬天后，风立刻变得寒冷了。

我坐在大巴上感受着冬天的寒冷，看风景是我做得最多的事，有时，我还带一本英文书，但是没心思看，眼睛总是盯着窗外路途上的景色，冬天，外面永远都是荒凉的，一望无际的荒凉。

临床上完夜班特别累，下了夜班心力憔悴，刚毕业时的热情一点点被消耗和磨损，但每次回去看母亲，就又有了力量，像电池充了电，汽车加了油，所以我一次次回去，一次次回来。

外面的狂风卷着沙子打在玻璃上，父亲讲的包头的历史一点点飘入脑海。

“包头地区行政建置始于战国。哇，竟然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呢, 一个纯粹的历史名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包头地区遂归于秦统治之下。

到了汉元帝时期，王昭君一行人马，经包头出塞一直往北。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单于天降” 和 “单于和亲”的瓦当证明了那段历史。” 说到这里，父亲开一句玩笑，“我和你妈都是昭君出塞。”

于是，我了解到，清朝之前，包头曾是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那时，东河区水草丰美，林木茂盛。野鹿成群，追逐嬉戏，牧人见状，便挥鞭指称“包克图”，译为“有鹿的地方”，因此，包头也称鹿城。

清朝起实行了严格的分治政策，汉民不得到草原，蒙民不得到汉地。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内地汉族商贩及手工业者随继进入包头境内。

雍正年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树叶被摘光，百姓仍不能果腹，汹涌的难民成群结队地冲出虎口逃往草原。“河西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野菜，男人走西口。”当时，走西口成了晋陕汉人的一条活命之路。

走西口的汉人绝大多数留在了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当时的包头还是一片广袤的大草原，一条博托河自北向南流过。

当衣衫褴褛的汉人来到博托河两岸时，应汉民的要求，蒙古人把土地出租给他们，汉民在牧场上撒下了种子。

随着汉人不断增多，1737年，博托村设立，直到光绪年间才规范为包头村。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包头和平解放。

难怪我母亲当兵年在部队穿着绥远军区的秋衣。

东河区是包头市唯一的老城区。东河区北依巍峨大青山，南邻淘淘黄河水，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和商业重镇。昆区是新城区，它的规划得益于苏联专家。

记得刚毕业时我特别水灵，回家的路上，母亲总叮嘱我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最好脱了军装，穿便衣回家。后来我回家就不穿军装了，尽管那个时候，穿军装的女兵是最亮丽的风景。

五年的夜班生活把我从一个水灵灵的漂亮女孩，熬成了一个干枯憔悴，眼睛黯淡无神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黑白颠倒的日子导致了我的失眠。

失眠对人的摧毁是致命的，每天照镜子时，眼看着自己在憔悴，五年后，我的安全感大增，我妈也不再担心路上会遇到坏人，我自己也万分沮丧，因为那是看脸的年代，那时不看身材，虽然那时我的身材还蛮好的，该瘦的地方瘦，该胖的地方胖。

有时从家里往回赶已经是傍晚了，我也会盯着窗外，希望在黑暗中能看到一闪而过的灯火，这样的灯火能给我带来希望。

我仿佛一直在等待，具体在等什么，是生命的唤醒？还是爱情的降临？我自己也不清楚。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往返当中，我把自己网在亲情中不能自拔，一直到母亲解除了五年生存的危险。

后来，我转业去了呼市，离家有点远了，但从呼市坐火车到包头只有三个半小时，所以我还是会经常坐火车回家。

路上，我仍旧盯着窗外，仿佛窗外连接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