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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夏天，那是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一次外祖母回娘家。外祖母姓巨，娘家在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巨姓在巨家镇乃是大姓——从镇子以“巨家”为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年外祖母才50多岁，身体还硬朗得很，做起地里的庄稼活来那是一把好手，加上她为人善良，性情平和，乐于助人，因此村子里的红白喜事都邀请她帮忙。我依旧记得，一个表舅的大喜日子，披着红盖头的新娘子就由外祖母牵着手迎进了准备妥当的窑洞。
从邵寨镇到巨家镇大概不到十公里，外祖母叫上母亲，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宁静的乡村小路上。母亲戴了一顶精致的大沿草帽，穿了一袭碎花裙子。那年母亲也才31岁，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
那天天气真的很好，天上的白云比山坡上吃草的羊群还轻盈，深邃的天空比酒精灯燃烧的外焰更为蓝得纯粹。只有一丝微风，不知起于何处。白桦林这时候突然出声凑个热闹，传递风姑娘的窃窃私语。叶子们也不再矜持，哗啦啦直响，一阵喧嚣。阳光热烈而又温暖，不骄不躁，没有鸣蝉，万物都在低声吟唱，以一种我所不知道的语言和频次。
我记得表叔家是三间小平房，坐东朝西，门前院子很小，竹篱笆外是一望无际的正在抽穗的青青麦苗。麦苗可真清凉啊，叶片快要长到最大程度，身上的外衣已由翠绿转为墨绿，个头一天天地往上窜。
彼时外祖母的父母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寡嫂，也就是我母亲的妗子。母亲有三个表哥，一个那年北上，无故失踪，一个健在，当了农民，剩下的那个正躺在床上。
说起我这个表叔，真可谓一言难尽。他那时已经娶妻，有一次和媳妇吵架，一时想不开，竟然从老庄子的崖头跳了下去。他们家老早就从窑洞搬到了塬上，老庄子的院子里种了玉米。此次“跳崖”的结果是表叔摔断了神经线，从此半身不遂，下肢瘫痪。
用我少年的眼光看到的情形是表叔脸色蜡黄，紧闭双眼，盖着被子，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我们一行人走进房门，他只是随意瞧了我们一眼，眼眸中没有任何神采，一片死灰之色，满是破败、萧索、没落，写满了无助、认命、绝望。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应该很长时间没有打理过了，乱蓬蓬的。胡须硬而短，参差不齐。
表叔插着尿管，床底下放着便盆。对了，你没看错，那时候的他业已注定此后半生个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自腰部以下失去任何知觉，也就意味着他连最基本的拉屎、撒尿都办不到，需要通过一些简单器具和别人的帮助。可愿意帮这样忙的人能有几个呢？这样的人除了父母，还有谁人？可惜他的父亲早早去世，唯一能够照顾他的人只剩下自己的母亲——我的那位表婶，都没能支撑到他出院，就已远走高飞。毕竟她还年轻，正青春，毕竟她还有大把的美好时光，毕竟她还有看起来更为光鲜的未来，毕竟他们只是夫妻关系，毕竟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是一纸婚约。
我不由得想起了煌煌巨著《红楼梦》中的那首《好了歌》来，其中有一句这样说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位表叔，后来没过几年他就死了。有人说他的病情出现恶化，没抢救过来，一命呜呼了；有人说他实在受够了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尊严的生活，服毒自杀了；有人说他哭着央求母亲不要管他，任他自生自灭；有人说他母亲不耐烦这样永无止境地照顾他，没有给他饭吃，将他饿死了。
对于最后这种说法，我表示极其不认同。我母亲的妗子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又在他受难后千辛万苦地照顾他。也许无数个黑夜里她曾偷偷哭泣，彻夜不寐，泪水打湿枕头；也许她确实也曾厌烦过，想过要放弃，一了百了。但我相信她不是那样的人——毕竟床上躺着的是自己的儿子，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想，她宁愿受伤的那个人是自己，恨不得自己能够代替孩子承受病痛的折磨。也许她曾指天骂地，恨自己老早就死了丈夫，责问为何“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也许她的内心曾经顶礼膜拜过无数个佛祖、菩萨、老君、玉帝、上帝、造物主，希望出现奇迹，儿子能够康复。
尤其当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文字，《我与地坛》《我的母亲》《合欢树》《秋天的怀念》等，我更觉得母爱何其无私，何其伟大，更懂得一个母亲的坚强与坚持，更加明白《我与地坛》文末那句话的真切含义——“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至于为何有人会如此认为，我只能引用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句话作为回答——“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现如今史铁生的母亲死了，史铁生死了，我的外祖母死了，而我的表叔，那个可怜的人儿也死了——以一个躺着的受难者的形象，只有母亲的妗子带着儿子满心的不甘还在顽强地活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们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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