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阎步克老师的一场讲座，很受启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一番。
历史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不会形成历史。那么人与人之间是怎样形成关系的呢。
最简单的，一男一女两人，可以造出一个新人，这个新来到世界的人，和老人之间，就差着一辈。这样一辈子传一辈子就是一个原始群，世界上人们最初就活在一个个原始群里面。
在后来的历史之中，人和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有些是自然存在的，有些是人为附加的，可是，既然都是一个物种，其实那些差异都不是本质的，而都是可忽略的。真正不可忽略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性别，一种就是先来后到，也就是年龄辈分。换言之，通过一刀切或者几刀切，把所谓人类分成一部分，斩钉截铁，这种区分人群的影响标准，仅此二者。
关于性别本短文先不论，只说年齿。在一种文明秩序里生活的长久了就容易对一些底层逻辑视而不见，当然底层逻辑往往是鄙陋的，不好看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埋在犄角旮旯，不能成天拿出来嚷嚷，这是一种很傻的行为，是书呆子的行为，而研究历史的人本就是书呆子，在书斋一角里自己说说疯话，应该不会对公序良俗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回到阎老师的讲座，他的《席位爵与品位爵》一书，与其近几年的研究，都有一些返璞归真的味道。制度史自然有种向上推导溯源的冲动，而溯源到西周乡里的一些底层秩序构建，就触及到上述的一些年齿相关的规则。具体来讲，乡饮酒礼，五十岁以上的坐着，五十岁以下的站着，五十岁以上的拥有席位，这是一种最初的身份认证，就是在这种乡里社会中最重要的场合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席位最初或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权力、地位，但是却与后世的品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到秦汉间，某地的三老也有权力去和陈胜谈笑风生一番或者和刘邦约法三章一番。而天下知名的商山四皓，更是可以左右储君的人选。简单的说，活的久，就相对的牛。
当然，也并不是越老越好，肯定还是有一个限度的，阎老师提到基本上可以按年龄把成年男子分为四组，滚动向前：青年组、中年组、掌权组（五十岁以上）、引退组。让人联想到罗马的元老院制度。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秩序是怎么建立的，我们观察历史往往是得到一些断片，获得断片尚且困难，断片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这就更困难了。
一些零星思考：定居农耕生活，捆绑于土地；群体之间当然也有战争，但是相对的还是维持共存，共存就要打交道、物质交换、复杂的对外关系于是产生，这些都有利于年长的人发挥经验优势，说白了见过的事情多。
当然，是这块土地上始终如此吗，不好说不是，也不好说是。还是只能有些零星思考：
西方神话中常有弑父的母题，人类之间，仅凭个体武力来争夺权力的话（基本的生存权和性权力），二三十岁的壮年明显强于四五十岁中老年。弑父者自己也会成为父，后也被弑，只有足够蒙昧的文明最早期才会一直这样傻乎乎的，所以看希腊神话，宙斯之前的两代，岂不就是傻子，不懂乱伦当然也不懂这些，杀来杀去没好处。
宙斯开始武力与智力并存了，他与一众子女也有紧张关系，但是稍微能够平衡了。另外一点，宙斯是西方历史第一大种男，见谁上谁，故事很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人说这还有为什么，本能冲动呗，这倒是不假，但本能之下也可能是有内在驱动的，笔者觉得就是宙斯潜意识里需要拼命生孩子，孩子（主要是儿子）足够多，他们这一辈互相掐，婚生的私生的一起卷，别来卷我。
而相对的，中华创世神话中，似乎没有这种母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不是就没有那一段，还是不好说。
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继承制，由于人类的自然寿命周期，从一群人有一定组织的一起生活开始，就会有继承这个问题。中华从西周以来，正统的都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实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有利于高寿者的制度，也就是拼命长，所以在代际间其实并不公平。极端情况，老的活到七八十的话，大儿子已经五六十甚至六七十了，历史上很少这种情况，因为四十岁太子已经很难做了，太子和父皇两边都很难做，因为老爸可以当五六十年皇帝，那么倒霉太子即使成功接班，留给他的时间也会远远短于父亲。这时一切儒家伦理温情脉脉都不管用了，变为一个等着一个死的动物世界，还很有可能不限于等着。
在中华地理界限内，两千多年时间华夏族都和北方各种异族产生了很多纠葛，一直以来有胡汉同源的说法。实际上游牧也很有可能并不是落后、野蛮的生产方式，而是对于所在自然环境的一种复杂化的适应和生产方式，与之相应，游牧族群的继承秩序当然也不同，更多以兄终弟及为主（殷商前期基本也是如此）。
相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特点在于，一代人之内，以自然的长幼顺序接力，一代人全部退出历史之后，由下一代的最长者接力，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在一代人之内以强弱顺序接力，一个强者死去了，自然有新的强者接力，而同时新的强者往往也是更年轻的。不带滤镜的观察，其实这反倒是一种相对更公平的代际秩序。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开始汉化-农耕化之时，往往开始转向父死子继，按理说这是一种有利于帝王小家庭的改革，然后新制度下的皇子往往不领情，反而走回弑父的老路。
罗新在观察内亚诸民族继位典礼时发现，似乎有一种共性的仪式，这种仪式主要旨在以预言的形式限定老皇帝的在位时间，这更加是一种原始权力限制制度的遗存。
相对来说一亩三分地的重复农耕内卷，同时代际之间跨越传递，要求道德和制度两方面都要有高精度的文化配套工具箱，这就是中华选择的困难的道路，也增加了一家一姓长久延续的巨大难度。早期儒家曾经做过一个制度试验，就是西汉中后期的异姓传国，并且由王莽进行了一次实践，其实这是一次很可惜的失败，真实历史不可还原，但是笔者愿意相信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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