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性人格应是指那些有情绪困扰，但仍能高度保持良好功能的人群。他们主要应用较为成熟的次级防御机制。尽管在应对特殊的应激情境时，他们也会使用原始防御，但这种原始防御对于维持个体的整体功能并不占有主要地位。因此个体是否应用原始防御，不能作为判别神经症型人格的标准，但若个体整体缺乏成熟的防御机制，则倾向于不诊断神经症型人格。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提示，相对健康的人群应善用压抑作为基础防御方式，较少应用非针对性的防御机制，如否认、分裂、投射性认同等较原始的防御机制。
充满共情的父母，能使孩子经历并体验强烈的感情互动，婴儿无须以幼稚的方式应对父母。成人后，这些强烈的(多半也是痛苦的）情绪互动常常会被搁置或遗忘，不会被反复体验，并引发否认、分裂或投射。在精神分析治疗的长程、高频的访谈作用下，加之咨访关系的安全体验，那些被搁置或遗忘的情感体验会被激发，渐渐突破压抑，重新进入意识，即“移情性神经症”。但一般来说，对强烈情感体验的原始性防御并非神经症性人格来访者的特征。即便随着治疗的深入，即使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和认知扭曲，神经症性人格患者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理性和客观。
拥有较为健康的人格结构的来访者，具有清晰的认同整合，他们言行协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心体验也连贯有序。当被要求作自我介绍时，他们甚少茫然失措，也很少片面偏激，言谈举止中透出整体稳定的气质、品味、习惯、信念、价值观及优缺点。他们能够联系孩提经历，也能筹划未来。当被要求描述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如，父母或配偶）时，人物特征常常复杂多样，既冲突又统一。
神经症性人群通常与日常现实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一般不伴有幻觉或妄想(除非受药物，器质性因素影响，或创伤后的闪回)，他们也无须编造谎话来使治疗师相信他们是谁。治疗师与这样的来访者沟通顺畅，主观上较少压力。神经症患者常常因为无所适从而寻求帮助。换句话说，神经症性来访者的问题大多是自我不协调的，来访者通常言辞清晰、表达适切。
神经症性来访者在治疗早期便有能力形成“治疗性分裂”。这种能力使自我产生分离，形成观察性自我和体验性自我两部分。即使他们的问题属于自我协调的，他们也能接受治疗师与之相左的观点。比如，一个偏执性神经症患者，相信他人对己的迫害更可能是自己的猜疑。与之相反，偏执性边缘状态或精神病患者则会试图说服治疗师：自己的困难完全起源于外界，是他人设计陷害。若治疗师表示怀疑，他们便会觉得与治疗师相处会影响到自身安全。
与之类似，强迫性神经症来访者会主诉自己的重复性仪式化行为十分恼人，但对之置之不理会更加焦虑。而边缘或精神病性来访者则坚信这些重复行为是基本的自我保护，并随之精心编织一套合理的解释。神经症性来访者会同意治疗师的观点，认为强迫行为大可不必。但边缘性或精神病性来访者对治疗师的观点则看作是恶意中伤，他们会指责治疗师要么缺乏常识，要么缺乏道德。一位强迫清洗的神经症患者会羞于坦言洗涤床单的次数，但边缘性或精神病性来访者则坚称，清洗够多才能保持洁净。他们认为这些行为顺理成章，从未意识到这是他们心理问题的表现之一。
根据来访者的既往经历和访谈行为可推测，神经症性来访者基本顺利地度过了埃里克森提及的最初两个发育阶段，即建立了基本的信任感和自主性，认同和独立性方面的发展也相对顺利。他们前来寻求帮助，并非因为安全感或自主性受到困扰，而多半是陷人冲突：欲达目的却每每受阻，而自己正是制造障碍的罪魁祸首。弗洛伊德认为此类治疗的目标应是：解除他们对爱和创造的抑制；部分神经症性来访者还需积极提升独处与休闲的能力。
处于人格谱系中较为健康一端的来访者具备较为健全的观察自我，这种观察自我常常能与治疗师结成有效的工作联盟。通常从初始访谈起，双方就能感觉得到战线统一，可联手对抗来访者的神经症性问题。有人将这种联盟比喻成两人共同修车：一位是专家，另一位是满怀兴趣的学徒。因此，无论治疗师的反移情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都不至于使对方望而却步；神经症性来访者不会置治疗师于死地而后快，也不会期盼治疗产生魔幻般的治愈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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