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到百货店里买包饼干也不是不能垫垫，关键是，我已经两天没有热热乎乎地吃上一顿了。这会儿，要是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哪怕喝上一碗热面汤，那该有多好。从昨天开始算，我基本都是在汽车上过的，下了这辆上那辆，晚上随便找个旅馆，一蒙头就睡，第二天继续上汽车。就是想离家越远越好。一直赶到现在，吃的都是饼干。要是再吃下去，我自己都要变成饼干了。
“请问，哪儿有饭馆？”我拦住一个正路过的女人。女人腋下夹着一捆粉条，匆匆忙忙向前走着。听见我问，似乎被吓了一跳，随即呵呵笑起来。
“没有了，都关门了。回家过年呢。”她说。
“一家也没有？”
“没有。”
在我愣着的当儿，女人已经走远了。
雪下得比方才密了。雪花变成了雪片，大大的雪片一点儿也不着急地盘旋着，迟迟缓缓地落在所有能落到的地方。
我傻站在这陌生的街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滑稽。我重新走了起来。走了一会儿，我看见从一个巷口走出一女人，肩上落着零零星星的雪花。
“请问，附近有没有旅店？”我冲上去问。女人站住了，正是我前面问路的那个女人。大约对我如此迫切想找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感到好奇，她使劲看了我一眼：“没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在这儿没有亲戚朋友？”女人问我。
“没有。”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回家，路过这儿。”
“喔！”女人发出短促的感叹，眼神里有了一点同情，“大年三十还赶路，是够恓惶的。”
“有没有哪一家能让我住一夜的？”我连忙抓住这点同情，“请你帮忙介绍一下，价钱好商量。”
“大过年的，”女人皱着眉，“哪家人都多。”
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叫那女人“四嫂”，有人叫她“四婶”，有孩子叫她“四奶奶”，女人都答应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和“四”打过招呼后，干脆就停下来听着我们说话。
只有一个女人，打着红伞，路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和“四”互相看了看，谁都没说话。女人走了几步，回头又看我。我没有看女人。已经几年没正经接触过女人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女人的目光。不过不用看我也知道，女人很年轻。
“四婶，”骑自行车的男人“扑哧”笑了，悄声朝打红伞的女人努努嘴：“小春家不行吗？正缺着呢。”
“要说你去说。我不管这账。”“四”笑着，走了。
“喂，你去吧。刚才她还看你呢。”男人也笑着说。对我。说完就猫着腰，紧蹬着车，蹿进了一条小街。
小春，一个茫然的名字。小春家，一个茫然的地址。缺着？一定是男人。别是个寡妇吧。
我走近“东方百货”，要了一盒烟，一边抽着，一边继续往前走。
这烟有点呛，或许是几年都没抽过烟的缘故吧。这四年，家里没给我送什么钱。我的钱，全是自己在监狱里挣的。
监狱和保险公司签订了服刑人员短期生活保险业务，只要愿意，每人每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劳动报酬中拿出一些钱进行个人投保。监狱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以当月的有效考核分为标准，再奖励一定数额。四年里，我每月为自己投保了四十元，出狱的时候，领到了近两千。出狱之后我花掉了一些，现在也还有一千五。
为了这些钱，我在监狱里使出了浑身解数去表现。“政府”安排的事，我一定会做好。“政府”没安排的事，我也见缝插针地去做。最脏的活儿——刷厕所里的尿碱；最累的活儿——给大厨房的瓷砖墙从上到下清除油渍；最巧杂的活儿——拾掇电器，维修线路，烧锅炉；最危险的活儿——站在七楼窗台外擦玻璃，大冬天，木疼的手，紧抠着里墙，不能往下看，随时会掉下来……这些，我都抢着干。监狱里有的是爱找碴儿的人。别人骂我，我置若罔闻。别人打架打到我身上，我躲开。我不想让扣分。扣分就是扣钱。就是这样，我攒了这些钱。我是有福气的，只是自己把福气浪费完了。以后的福气就得靠自己攒了。我知道。
早在没出狱的时候，我就把这笔钱筹划好了，它得派上大用场。我得用这钱给自己，尤其是给父母，夯出一些好日子。我还年轻，二十六岁，还有过头。父母却是过一天少三晌，我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今天我归正了，犯罪到此结束，新生从此开始！”这是我在出监仪式上的宣誓。宣誓的时候，我有点儿别扭，觉得这话有些变形了。在心里，我早就把话说了千遍万遍，不是这么个感觉。仿佛一个每天见面的家人，突然抹了脸上了戏台子。怎么看都很遥远，怎么咂摸都串味儿。但这话里的核是结实的，是掏我心窝子的。
我是前天到的家，进了门，刚喝完母亲倒的一杯水，父亲就回来了。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进了卧室，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进去了一会儿，出来后对我说：“要不，你先去别的地方躲躲吧，过了年再回来。你爸爸心脏不好。让他慢慢地把气儿顺下来。”我二话没说就拎着行李出了门，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我能去哪儿躲呢？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摊粪。倒是陌生人的眼睛，只怕还可能觉得我是一枚放干了的点心。
无论如何，我得往前走。要么坐车，可一直没有车来。要么找个人家住下，不然这夜冻可真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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