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家

我能回忆起我最早的人生轨迹是在孙六中学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时我很少回我自己的家——我压根不知道十里外的谭楼村还有个家，我真正的家。记得爸妈第一次接我回家，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哭了一路。自那以来，只要爸妈来外公家，我就出去玩，一直玩到天黑，估摸着爸妈都回谭楼了我才敢回外公家。

后来，我又一次被爸妈强行带回了谭楼，这一次归家之行使我对我家有了最初的记忆。我家是一个四方院子，有三分地大小，院子的西北角是朝北开的大门，两扇门都呈木白色，显示着年代的久远。从大门进去，是一条两米左右宽的过道，过道西面是一堵墙，顺着过道往前走五米左右是两间连通的厨房，厨房门朝东，现在只记得厨房里有个锅台，里面的摆设布局已完全不记的；过道东面是三间堂屋，堂屋正中间有两扇朝南开的木门，堂屋的东面两间是连通的，中、东间由屋顶的一个三角形大梁为界；中、西两间由一堵土墙分割，土墙的靠南处有个长方形的没有“门”的“门”——也许叫“口子”更准确，这个“口子”高两米左右，宽不到一米，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我们一家人都在西间睡。西间里一张双人床顶着西南墙角呈北南方向放置，床北头是一张桌子，挨着桌子北面又是一张双人床呈东西方向放置。我对这三间主屋最深恶痛绝的是每逢下雨，屋里就到处漏雨，爸妈就在漏雨处放个盆子或碗，后来床的位置也开始漏了，只能来回移床，再后来全家搬东间睡，再后来我搬到中间睡，直到二十年后二零零一年，屋里实在无处可搬了，家里从银行贷款盖了新房。

在这个常年漏雨的房子里，除了住着我一家五口外，还住有五只之家的燕子，它们把家安在房顶靠南的第二高的檩子上。每年暮春，它们都来此居住，初秋时飞往南方。我小时候时常见大燕子因房门关闭进不了屋给小燕子宝宝喂食急的唧唧叫，无奈地在院子里飞来飞去，每逢此时，我就赶紧打开房门让它进去，也许是这个缘故，它们丝毫不嫌弃房子的破旧，从来没有搬过家。就这样，它们和我家一起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了大约十来个春秋。除了这五只燕子，房子里还住着不知数目的蟋蟀，每逢夏夜，它们就唧唧唧唧地叫个不停；此外，还住着几条不速之客——蛇，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一条花蛇顺着房檩子从东墙爬到西墙，穿进了西墙上的洞里，还有一天白天，我看到床下有条大蛇，它也警惕地看着我，我说:“走吧去。”它听懂似的走了。

我家院子的正中间有颗枣树，每逢秋天，枣子会挂满枝头。村里很多小孩都有过去我家摘枣的经历。由于我不爱吃枣，所以很少吃。枣树的东面五米远处有颗挺拔的臭椿树，臭椿树的叶子散发着特别的臭味，如果放在鼻子边使劲嗅一下，绝对再不愿嗅第二次。我脑海中有个画面，在臭椿树的北面有间土坯厨房，应该早于过道西面的那两间，不过这个画面不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孤立的。很多时候我怀疑是儿时的一个梦境。臭椿树距东面的我家院子围墙有两米远；在院子东南，有棵朝南与地面呈30度左右夹角，正好贴着南院墙顶端长出去的槐树。另外挨着西面的墙有三棵榆树，都很高。这就是我对这个家的最早印象。

我这次回家的原因可能是我奶奶快去世了。我不记得我奶奶的容貌，貌似是瘦小身材，我对我奶奶唯一的印象是有一天晚上我家家和我大伯家的很多人站在我奶奶床前，在这很多人中我只记得我堂姐对我奶奶说:“你（把痰）吐出来，唉！你看，又咽下去了。”

也不知多了多少天，我奶奶就去世了。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是去世意味着什么，只记得家里每天都来很多邻居，在院中的枣树下放张桌子，很多人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有一天那张桌子上有一瓶玻璃装罐头，里面装着黄黄的东西，也不知道谁把里面的东西取走了，然后把剩余的黄汤倒到一个碗里，宗哲他爸把这个碗递给了宗哲，宗哲一口气喝完了，我看着那个被宗哲喝的一滴不剩的碗，觉得他吃了我家的东西，心里暗暗怨了他们父子俩好久。后来某天好多人去南地，现在想想可能是去给奶奶下葬，因为我奶奶的坟就在南地。

可能是这次回家我住的时间较长，我接触了我曾经的二大娘。我不知道我二大娘叫什么名字，不过名字里可能有个萍字，因为村里人都叫她傻萍。我记得关于她最早的事是她站在村大街的一个水坑南旁，一群小孩子站在水坑北面冲着她齐喊傻萍，傻萍……她拿个砖头自卫。我当然不好跟着别人喊，但是我又羞于站在她那边，就选择站在离孩子门远的地方。不知为何，她突然喊我，让我去她那边，我不敢违拗她就过去了。等我走到她身边她突然把手里的砖扔向那些喊她傻萍的孩子们。然而她把砖扔到了水坑里了，那群孩子一阵大笑，又接着齐喊傻萍，傻萍……

有一天，我姑很早到我家来了，来之前都没顾的上吃早餐，到我家后一直和我爸妈说话，边说边流泪。后来把我大伯一家人和我二大娘也叫来了。我二大娘最喜欢我姑来，每次来都跟在我姑后面，我姑给她讲以后要如何如何，她总是边听边傻笑着答应着。最后所有人都聚在我家大门口外。我姑对我二大娘说:“萍，你跟李文去吧那。”又嘱咐我堂兄:“文，路上慢点哈。”然后我二大娘坐上了我堂兄骑的自行车后座上出发了。我姑冲着她喊:“萍，走吧那，文，路上慢点。”我二大娘回过头来说:“知道了姐。”我们一家人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俩远去，直到他们在村东大路口向南转弯不见了。我姑就开始哭。我爸妈把我姑劝回我家，我姑坐在我家床上边流泪边说:“一说萍走嘞，我这心里难受的没法都。”

下午我堂兄骑自行车回来了，一到家就开始对我们讲:“我骑到柳河，给她说'我去解个手'，她从洋车子上下来啦，我骑上洋车子赶紧跑，她在后面一个劲的喊:'李文，李文，回来，回来哎，回来啊……我姑边听边哭，最后开始放声大哭。几天后，我二伯回来了，身边跟着不是傻萍的一个女人。我不知道世上是否真的存在因果报应，我二伯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

这次回家，我能记起也就这么多。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住在焦老家我姑家了。我姑家的房子比较气派，是一大排房子呈东西向排开，东西各有一间房子，房门相对，房顶的前沿是用石灰抹成的平台。每年秋天我姑家都在上面晒刚收的花生。

很多人叫我姑父杨支书，我姑和我姑的婆婆叫他杨常福，我一直很疑惑，然后就自己琢磨，可能这里有的人把“福”的发音读成“书”的发音，至于“支”和“常”，可能姑父有两个名字吧。这个疑惑一直到二零一二年年末才解开。二零一二年腊月二十八我结婚，我姑从焦老家赶来。我问她我姑父怎么没来，我姑说:“病了，路恁孬不好走。”说了没几句我招呼别的人去了，一会我妈过来告诉我说我姑走呢，让我去跟她说几句话。我过去对我姑说吃过饭再走呗，她不同意，最后还是走了。第二天我就去焦老家看我姑父去了，我姑父的情况不太好，我们都说打120吧，把他送民权县人民医院去了。我姑父去民权后，我无所事事，就去了有过半年之缘的母校——焦老家小学。学校国旗下有个黑色的石碑，上面刻有一段碑文，碑文的大概意思是焦老家小学是由杨常福支书带领全村修建，共投入二万余元，于某年某月建成，特立此碑。这时候我才确定了我姑父的名字。

我在焦老家住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姑父家每天都来些陌生人。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还经常把从一些猪、羊放到我姑父家的猪圈里。那时我记得我姑曾生气的对我姑父告状:“某某(名字我不记得)说'扒杨支福家的屋子'”，姑父家的屋子最终没有被扒掉。不过我见过我村的几户屋子被扒的情况，原因是交不起计划生育的罚款。

后来我就在焦老家小学上学了，上的是一年级，开学的那天上午，我姑把我送到焦老家小学，交学费领书入座位，我当时的座位在第一排。不知是老师嫌我个子低还是班级里的学生太多挤不下，到了下午一个老师把我领到学前班去了。这事我姑逢人就抱怨——交的是一年级的钱，发的也是一年级的书，咋又让俺上半年级了。

半年级的课时表很少——每天上午上一节课——这就是一天的所有课程。上完这一节课后，我们基本上都不回家，而是在学校自由玩游戏，我们那时玩的游戏是打仗。我由于顶着从一年级调过来的名头，在同学眼里我应该是一年级的学生，所以大家都觉的应该打不过我。那时候投降的方式是主动倒在地上，投降了就不能再打了。打仗不分队，一个人一队，遇到谁和谁打。每逢打仗，我所到之处，纷纷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