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分配进百货公司时，国有商业已渐式微，做为商业系统的龙头企业，公司的多个门店，仍在城区显眼的街道上。
和我一起同时分配进公司的，还有另外两位，一个是学统计的阿巍，一位是学选矿的阿勇。我们的宿舍，就在繁华地段百货大楼对面的中心商场楼上，楼下的门面，亦是我们公司的网点。这里和中心菜市场毗邻，每到凌晨二点左右，窗下争早市的菜贩吆喝声此起彼伏，起初住时很不习惯，后来就麻木了。
在这二楼的筒子宿舍里，住着好几位年轻人，有大中专毕业的，有顶父母的班进来的。宿舍下边是个院子，有一排厨房，院子中央，是一棵老柿树，我们的自行车，就停放在树的华盖下。边上有个小型饭堂和简易澡房，冬天图方便冲冷水澡时，不吼上几嗓还真不够胆气！在这里开饭的，除了我们这拨男女单身汉外，还有几位商业系统兄弟公司的小年轻。偶尔，在保卫干事霖哥的张罗下，我们在老柿树下支张桌，也喝乐了不少人，沉醉过不少夜华。院子角落有一个公卫，很方便。
霖哥是退伍军人，比我们长几岁，制服在身，英气逼人，无聊时，我们常去他宿舍混烟。
有一次霖哥带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子来，她春笋般的手，单单是夹烟的姿势，就看得出有故事，也不拘与我们猜码划拳，“八匹马、一景桥”地喊个不停，把我们这几个刚上道的生口震得不行。散席后，霖哥见我们疑惑的眼神说：“她家遇着难了，带她出来散散心。”
除了喝酒，我们几个也偶尔和同龄人去东方红广场约场足球，或是去看四大天王的演唱会，彼时的低音大炮筒影厅里，成为乌压压一堆发烧友的视听盛宴。我尤其喜欢张学友的金属嗓……
在宿舍的窗台前，我放了棵小榕绿植。墙上挂了幅自己涂雅的水墨画，两边还煞有介事书了副“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对联。动静之间，一任时光流淌。
选矿专业的阿勇，他宿舍里挂着一把吉它，床头码了一堆的书，抽来翻看时，专业的倒似没曾见。有时喝了酒兴起，就怂恿他弹上一段，或是我也把口琴取了来合奏，若是阿巍在，就让和弦随阿巍的《三套车》一起飘。
单位的人则称我们是“三驾马车”。
增值税改革元年，恰逢我们公司进行内部改制，内部成立了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股份公司，采取承包制。与我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哥任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我则懵懵懂懂被调过去做了财务负责人。彼时，我还是个雏。捡东西移交时，财务副股长（我小师傅）半含酸地说，他以前也如此被老板器重过。心想，下班后整天像个无头苍蝇乱窜的自由，兴许说没就没了。
堂哥也是退伍军人，与家父同岁，虽是血亲，但自小他在圩镇长大，交流时，我常就着他，用他惯用的土语交流，以示亲近；至于我们老家的壮话，他常常卡壳。
父亲说，当年与他同学时，壮话他是会的，去部队久了，生疏了罢。
股份公司的黄老板才三十多岁，是刚停薪留职回来的。虽还启用部分百货公司的老员工，但他打破原来的分配制度，同时招聘回新的员工补充，实行各专业班组核定任务方式，薪酬与效益挂钩，公司与班组利润五五分账，这与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窠臼中的观念，形成了强大冲击。堂哥则把部队的纪律和作风带进公司，班组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的发挥，一时，公司的效益蒸蒸日上，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我们新员工的收入，是那边未改制老员工的两三倍。
这个试点的成功，极大触动了母公司的员工。他们也纷纷提出要效仿，于是，母公司决定把我们宿舍所在的中心商场拆掉，拟建成大而全的综合楼。于是给我们带来欢乐回声老旧的木板筒子楼，我工作后的第一站宿舍，寄放心灵的栖息地，成为了记忆中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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